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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哥我妹相比，我是我們家長得最丑、腦瓜最笨、最沒有什么可圈可點的那個孩子。

　　讀小學時，因為數學總不及格，我曾被人嘲笑為“榆木疙瘩腦袋”。

　　讀中學時，因為顏值太低，我眼睜睜看著暗戀的男生一個個和別的姑娘搞起了對象。

　　但，我不想干農活，不想出去打工，不想像我哥那樣被人欺負，也不想像我爸媽那樣操勞終生。

　　怎么辦？唯有死讀書，唯有讀死書。

　　憑著這種“我笨我怕誰”的硬抗，和成為“父母最后希望”的悲壯，我硬是一步步叩開大學的大門，成為老家小村第一個本科生。

　　大學四年中，我憑著“我窮我靠誰”的憤青，拼命練筆，愛上寫作，在各級媒體發(fā)表數萬字長短不一的文章。

　　大學畢業(yè)后，我憑著這些拿不到臺面上的文章，來到報社上班，從此有機會接近形形色色的人，見識千奇百怪的事，看透人情冷暖的真，寫下來自我心的文。

　　紙媒沒落時，我又憑著“我寫我怕啥”的執(zhí)拗，在別人誠惶誠恐或心存僥幸之時，自學管理學、經濟學和心理學，考取二級心理咨詢師，運營一個公眾號，并因此結交更優(yōu)秀的同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當我走進江蘇衛(wèi)視的演播大廳，當我來到全國自媒同行分享會，滿面笑容地自我介紹：

　　“我來自農村，我父母都是農民”時，我就知道，當年那個饑餓和貧困、自卑和擰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這個信念，在看到我口出妙語、自信滿滿的兒子時，更加堅定：

　　那個長得酷似我的小男生，已經完全沒有我當年扭曲苦澀的影子，而在閱讀、學習、游玩、探索中，正成為一個陽光美好的少年。

　　與此同時，靠下苦力在鄭州安穩(wěn)下來的我哥，也在努力結束他家兩個孩子的留守命運：

　　買房和孩子們同住，鼓勵孩子們好好讀書，勉勵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學得一技之長，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而買了房的我妹，也決定干完手頭的活兒，回到縣城邊做小生意邊陪讀她的娃，用不一樣的起點和平臺、努力和耐心，讓孩子避免重復她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