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鐘開萊獲得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獎學金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到普林斯頓第一天，他就說，“今天是我到美利堅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鎮(zhèn)上最好的餐館大吃一頓！”就這樣，他從火車站拖著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頓最好的法式餐館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風塵仆仆蓬頭垢面，好說歹說才被男侍放進餐館。到了餐館，也是天有神助，在那個沒有網(wǎng)絡沒有電視信息閉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認出了其中一個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     Harald Cramér當時是概率和統(tǒng)計學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派到普林斯頓的訪問學者，也才來普林斯頓沒幾天。鐘開萊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經(jīng)地介紹自己，共同吃了一頓飯，飯畢之后Cramér就成了鐘開萊的博士生導師。Cramér只在普林斯頓呆了兩年，兩年之后，鐘開萊拿到了博士學位，而Cramér則回到斯德哥爾摩大學當了校長。

　　鐘開萊成名之后和Cinlar參加了許多國際學術會議。有一次在德國柏林的會議，中間休息一次，學者們喝咖啡聯(lián)絡感情。會議的主席是一個新近嶄露頭角的年輕人，走到鐘開萊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輕人還沒開頭，鐘開萊就劈頭蓋臉的罵開了，“主席啊，剛才發(fā)言的那個俄羅斯人，講兩句話就要表揚自己，一表揚自己就要大家祝酒，發(fā)言一小時祝了十一次酒。我們不能說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嗎，真是不開竅。”年輕人徹底懵了。鐘開萊不再說話，低頭吃蛋糕喝咖啡。過了一會，看到年輕人還沒走，突然說，“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嘖嘖，這德國人真是會做蛋糕啊。”

　　鐘開萊和Cinlar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系列討論概率論難題的講習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學舉行講習班，還編輯了許多學術刊物。有一期講習班在鐘開萊任教的斯坦福大學，時間定在一個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鐘開萊說，“周二下午斯坦福還有一個統(tǒng)計學大會，很多統(tǒng)計學家肯定兩個會議都想來。你不如換個時間吧。”鐘開萊擊掌笑著說，“我就是特意安排在這個時間的！這樣所有的統(tǒng)計學家就來不了我的講習班啦。我最討厭統(tǒng)計學家了。”

　　鐘開萊的照片

　　剛入清華大學時，鐘開萊是物理系學生。因為吊兒郎當逃課得罪了吳有訓教授，只能轉到數(shù)學系。到數(shù)學系又覺得華羅庚太羅嗦，到普林斯頓之后專攻數(shù)學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論。概率和統(tǒng)計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學問一定要有扎實的統(tǒng)計功底，而鐘開萊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討厭統(tǒng)計學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腳的范圍縮得很小，就是在這樣一個鮮有人探索的領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國概率論界第一人。近年來，概率論因為在金融經(jīng)濟領域的應用，迅速成為學術熱門。而今在美國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學子，要么是鐘開萊的學生，要么是學生的學生。他的概率論著作被專業(yè)學術論文引用次數(shù)最多，據(jù)美國數(shù)學學會評價，“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鐘開萊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礎數(shù)學，也許也要成為美國物理和基礎數(shù)學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為“討厭那些人”而輕易放棄了。

　　在Cinlar回憶的往事中，不時蹦出一些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名。每每我現(xiàn)出疑惑的神情，教授就解釋說，“喏，這是當時最聰明的拓撲學家。”“喏，這是當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這樣的次數(shù)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說，“誕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認識那么多名人？實話告訴你，我的朋友全是學術名人。至于開萊啊，他結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學術上的，還有政治上和商業(yè)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賓一個很顯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兒子現(xiàn)在在華爾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訴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著書架上的幾冊書，我知道了，在他的視線中，已經(jīng)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書，滿滿地全是屬于老人的回憶。Cinlar說，“我第一次遇到開萊，我就知道我們要成為終身的好朋友。真是個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嗎？就是，我有許多話要說，又不敢說，他全部替我說出來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論課是我在普林斯頓上過的最難、最幽默，也是收獲最大的課程。他總是穿著一身黑色小禮服，白色襯衫黑色領結，在黑板上用優(yōu)美的花體字寫板書。一開始，習慣了Powerpoint板書的同學都怨聲載道，抱怨看不懂花體字。不久，大家就被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動了，他的演講與教科書無關，聽了演講再去看書，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開朗之感。

　　暑假課題開始后，每兩天就去見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務，還會告訴我好多有關的趣事。他說，“有一個很傻的廣告里，一個女人擔心地說，她今天抽了五枝煙，這樣下去要得癌了。誕琦，一天抽五支香煙要抽80年才剛剛有風險可能得癌啊！我年輕時，那才叫抽煙，一天抽三包，現(xiàn)在不也是好好的？”還有一次，他告訴我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愛好。他說，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這世界上菌菇品種那么多，長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說，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書，書里面寫到一種蘑菇，有劇毒，書的作者偏要以身試法，去嘗了嘗，嘗完之后寫道“大家都說這種蘑菇有劇毒。我發(fā)現(xiàn)我吃了這種蘑菇之后的反應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應別無二致，我只是全身發(fā)了兩天紅疹。”Cinlar教授說到這里，興高采烈地拍著桌子，“誕琦啊，就是這么一個對所有菌菇都過敏的人，竟然寫了一本《菌菇收藏》！這樣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說，鐘開萊也是這樣一個對什么都過分好奇的人，也是一個常常擺出法國紳士風度西裝筆挺的學者。前些日子，我聽了陶哲軒的演講，覺得陶哲軒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聽了Cinlar講關于鐘開萊的逸聞，覺得像鐘開萊那樣對什么都過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永遠不會厭倦自己的學識，厭倦這個世界，聽到見到什么，都嘖嘖地說，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個頗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騎士幻想的紳士。然而，紳士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ハ嘟粨Q手寫書信四十余年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許多普林斯頓的教授不再穿正裝去演講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裝上班的教授只有三個，概率學家Cinlar，數(shù)學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員Thomas Christenson教授。萬物都會死，不但生物會死，禮儀和習俗也會死。那么，那個彬彬有禮的時代已經(jīng)死了。對此，Cinlar教授說，“大家都會死的嘛。死不就是一個隨機分布嗎？”

　　2009年5月31日，在鐘開萊教授的妻子在菲律賓的故鄉(xiāng)羅哈斯市（Roxas）的別墅里，鐘開萊進入了夢鄉(xiāng)。2009年6月1日，鐘開萊教授沒有醒來。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樹與海風的夢境里，終年92歲。對此，Cinlar教授評論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運的事是什么嗎？就是在睡夢里死去。我這個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這或許真的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一生，出生在戰(zhàn)火紛亂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國歷史上學術最自由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受教育，一輩子無論學什么都是師從這個領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領域，他是美國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稱為“概率學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孫事業(yè)有為。

　　然而，倘若鐘開萊當真無愧于是“概率學界教父”，是現(xiàn)今所有概率學家的恩師，那么，鐘教授在中國的名聲，應該和陳省身齊名。事實上，在中國，鐘開萊的名聲遠不如陳。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與菲律賓豪門聯(lián)姻，固然影響了他在中國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軒之類在澳大利亞出生的華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國婦孺皆知，可見鐘開萊的不知名，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話，“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嗎？就是，我有許多話要說，又不敢說，他全部替我說出來了。”陳省身和鐘開萊的區(qū)別，就是敢不敢把話全部說出來的區(qū)別，或者，更淺顯一點，就是郭靖和黃老邪的區(qū)別。一個是中規(guī)中矩面面俱到的，一個是“我黃藥師是何等樣人。”鐘開萊那一句“我最討厭統(tǒng)計學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鄉(xiāng)為他說話。

　　不過，鐘開萊，這個有著晉人傲骨的、憤世嫉俗的紳士，是不會對此介意的，他連華羅庚都敢得罪，怎么還會在乎死后的名聲呢？而我在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時光會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綠壩成一個中規(guī)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讓我在這里，為一個離經(jīng)叛道者，立一塊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