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父親早逝，家庭貧困，母親教年少的兒子學(xué)問時，沒有紙筆，就用蘆荻為筆，在沙地上畫出字來教授給他。母親曾經(jīng)對他講述其先父的事跡：“你父親在世的時候是一個小官吏，夜間在燭下看案卷，屢屢掩卷嘆息。我問他為什么，他說，有個死刑犯，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做官，就是為他人求生路的。”

　　不到20歲的歐陽修首次在湖北隨州應(yīng)舉就失敗。韓愈古文是他向往的境界。但當時的“高考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周圍的同學(xué)津津樂道的，不是西昆體詩就是楊劉時文。所謂西昆體詩，是以《西昆酬唱集》一書得名的，無病呻吟，雕章琢句，缺乏思想內(nèi)容。

　　又過了兩年，歐陽修再次應(yīng)舉，仍未得中。兩度落第，使他不免沮喪，在“高考指揮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西昆體詩和“時文”上來。21歲的歐陽修以自己新寫的《上胥學(xué)士偃啟》為贄，去拜會漢陽軍長官胥偃，這篇并不高明的“時文”讓胥偃“一見而奇之”，不久后還把女兒嫁給了他。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歐陽修隨未來岳父來到京師汴梁。在開封三試第一，榮選為進士，被特授洛陽留守推官。歐陽修忘不了這人生極榮耀的一刻，歐陽修等從崇政殿出東華門，前有引導(dǎo)，后有侍從，在東京街頭傲然走過。歐陽修23歲就步入了帝國的最高人才層，看來官運來了。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歐陽修的好友范仲淹為革除弊端，上章批評時政，指陳時弊，惹惱了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呂夷簡指責(zé)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貶饒州。肩負言諫之責(zé)的高若訥不僅不伸張正義，反而肆意詆毀范仲淹的人格。歐陽修氣憤不過，寫了一封信給高若訥，在一番冷嘲熱諷之后得出結(jié)論：“足下非君子也。”因為這封意氣用事的信函，歐陽修被貶為湖北夷陵縣令。

　　醉翁歐陽修在這個偏遠的小縣城里，沒有什么書籍可供他消遣，他便取出舊案卷反復(fù)閱讀，看到其中冤假錯案不可勝數(shù)，于是歐陽修發(fā)誓，即使是當個縣令小官，對待政務(wù)也絕不敢有絲毫的倦怠、半點的疏忽。之后，歐陽修在各地輾轉(zhuǎn)做地方官多年，每到一個地方都留下了深受百姓擁戴的政績。

　　范仲淹又被起用了，他想招歐陽修前去擔任掌書記，并已奏請朝廷獲得同意，但歐陽修卻嘆道：“我當時為范公仗義直言，難道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嗎？和他同退可以，同進就不必了。”竟然推辭不去。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歐陽修經(jīng)過4年的貶謫生涯，重回開封，升為集賢校理。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尋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寫了著名的《條陳十事》，建議采取各種改革措施，如嚴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權(quán)、減輕徭役等。歐陽修力挺范仲淹，同時建議實行“按察法”，選精明強干的人做按察使，監(jiān)察各路和州、縣官吏，定期向朝廷報告。范仲淹的條陳和歐陽修的建議，一度被宋仁宗采納并頒行全國，號稱“新政”。

　　可是，保守勢力借“朋黨”之說在朝中大造輿論，誣陷范仲淹等人結(jié)黨營私，圖謀架空皇上，要求罷免革新派的職位。歐陽修被這些狹隘小人的陰謀伎倆激怒了，他連夜奮筆疾書，向皇帝奏陳“小人無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這就是尖銳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據(jù)的《朋黨論》。

　　遺憾的是，不管歐陽修的陳詞多么懇切、說理多么充分、羅列的事實多么有說服力，宋仁宗還是一道圣旨，罷免了杜衍、范仲淹等4名革新派官員的官職，“慶歷新政”草草收場，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勢。

　　守舊派將矛頭對準歐陽修，偽造了所謂的“張甥案”，說歐陽修與外甥女有不正當關(guān)系。歐陽修的外甥女張氏嫁給了歐陽修的堂侄歐陽晟，卻與歐陽晟的家仆陳諫私通。奸情敗露后，張氏為了開脫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說未嫁時就與歐陽修有私情。這件事一直鬧到朝中，歐陽修上疏為自己辯護。而中書舍人錢勰素來跟歐陽修有仇隙，這時舉出歐陽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詞為證：“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這首艷詞于是成了歐陽修生活作風(fēng)問題的鐵證。

　　歐陽修被貶赴任滁州。滁州在長江和淮河之間，山高水清，地僻事簡，民俗淳厚，歐陽修很喜歡這兒。滁州西南有瑯琊山，歐陽修常攜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記了被謗遭貶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自己剛滿40歲的年齡，自稱“醉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