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文化—女河官的“紅樓緣”

　　幾年前，在三門峽召開的全河安全生產工作會議上，一位與張志堅同住一室的黃河工會干部對我說，志堅會余編校她即將付梓的詩集《感動黃河》，通宵達旦。不久，我就讀到了這本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從她的詩行中讀出了她對黃河的摯愛、對親友的俠骨柔腸，也讀出了她對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眷戀。

　　最近，又聽說志堅在研究《紅樓夢》，我大感意外。1月28日，趁她出差鄭州，我采訪了她。

　　果然，我一眼就看到了賓館桌子上攤放的趙執(zhí)信的《談龍錄》、翁方綱的《石洲詩話》和中華書局印行的《飴山堂詩文集》，后一本紙頁已發(fā)黃變脆，志堅用白紙包了，還小心地用夾子夾住。書中，她的閱讀心得隨處可見，我想，如若不是特別喜愛，一般的閱讀者不會下如此工夫的。手提電腦開著，里面儲存著志堅閱讀《紅樓夢》及相關書籍的讀書筆記，還有她即將出版的書稿《另說紅樓夢》及相關圖片。說起《紅樓夢》，這位在黃河上摸爬滾打了30多年、看上去有些剛性的女性，幾乎是放言滔滔，臉上陡然綻放出別樣的光彩。

　　張志堅出生在中條山麓刻有“古堯都”匾額的小山村。父親和兩位伯父均是秀才，她一歲時，父親病故。從她記事起，家里的八仙桌上就擺放著一對青瓷藍花瓶，瓶上各有一位女子，一胖一瘦，姿態(tài)十分優(yōu)美。母親說，自打她來到這個家，這對花瓶就在桌子上擺著，從未聽老輩人講過花瓶的來歷。

　　志堅的小學在山溝溝里度過，全校一間窯洞20來名學生，是四個年級的復式班，由一位師范畢業(yè)的老師任教。家長們對老師尊敬中充滿感激，年節(jié)總是輪流請老師吃飯。老師在志堅家見到這對花瓶，告訴她瓶上人物是《紅樓夢》故事里的。她山西大學畢業(yè)的大姐說，花瓶上的美女瘦的叫黛玉，胖的叫寶釵。在山溝里，志堅無法讀到《紅樓夢》，但關于紅樓故事的種種遐想伴隨了她整個少年時代。母親去世后，志堅將這對花瓶捧回自己家中，不時細細觀賞品味。

　　1973年，張志堅進入山西水利學校學習農田與水工，之后又完成了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自學考試。1986年，她出差西安，在一家書店看到新出版的《紅樓夢》，立即買了下來。從此，《紅樓夢》成了她工作之余的最愛。她說，這部書她自己也弄不清到底讀過多少遍，真可謂百讀不厭，連出差也帶在身邊。書被翻得散了架，她用牛皮紙包上封皮，仍在不停地翻看。見到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她總是毫不猶豫地買回。漸漸地，她開始關注一些研究性文章：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以及《紅樓大觀》、《關于鳳姐》……

　　2001年，志堅在鄭州山河賓館樓下的書攤上購得一本由鄧遂夫校訂、著名紅學家周汝昌作序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從此，該書中的[朱眉][朱夾][墨眉]引領她進入紅學之門，開始了孜孜以求的紅學跋涉之路。

　　書中第一回有這樣一條批語：“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棠村”是何許人？這個問題時常困擾著她，她渴望找到答案。

　　志堅的母親14歲時隨志堅走西口的父親由張掖嫁到晉南，33歲守寡，在極其困難的歲月里堅持讓女兒讀書，而自己38年沒回過一次娘家。母親去世后，志堅到蘭州出差，抽暇去張掖尋訪多年音信全無的舅家。那是一次踏破鐵鞋的尋覓，結果令她大喜過望。不僅找到了離散多年的舅舅，而且她原本想到當地書店購買有關莫高窟的書，卻意外地看到了舊版《長生殿》。她隨手一翻，竟看到了該書序中對“棠村”的明確介紹：梁清標，字玉立，號棠村，明末清初直隸正定人，曾兩朝為官，任康熙朝相國大學士。那一瞬間，志堅激動的心幾乎要蹦出來。這更激發(fā)了她對《紅樓夢》的研究興趣。

　　不管是讀書或游歷，她都事事留心，處處留意，尋找辨別著可能與《紅樓夢》有關的種種蛛絲馬跡。后來她不僅在《蓮洋集》和《趙執(zhí)信年譜》中，又數次與“棠村”相遇，而且，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第二條批語“甲申八月淚筆”、第三條“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之后批語“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中，廣查典籍，了解到明末清初特別是康乾時代圍繞洪升《長生殿》上演等事件引發(fā)的文字獄，以及那一時代文人墨客與《紅樓夢》的關系。

　　一次，張志堅隨水利部考察團去美國，特別想到康奈爾大學看看，因為那里藏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可該校不在考察之列，她把心中的遺憾告訴了負責考察接待的趙中陽，沒想到中陽祖籍山西五臺，其父也是《紅樓夢》愛好者，且家中藏有一套老版《戚廖生序本石頭記》。后來志堅專程到北京拜訪趙父，并復印了一套戚廖生序本。河南河務局一位同志得知志堅研究《紅樓夢》，特意將自己珍藏的一套舊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寄給她。每得一套古書，她都如獲至寶。而她對《紅樓夢》的癡迷和研究也一步步加深。

　　漸漸地，有關《紅樓夢》的人和事在志堅面前張開了一個有些迷亂而又充滿魅力的天地，要想理清一些歷史人物的身份、經歷及相互間的關系，必須查閱大量史料。不管到哪里出差，當地書店和圖書館是志堅的必去之地。她曾3赴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從開館到閉館，如饑似渴，只用礦泉水和面包充饑。

　　人物年譜等不少資料市面上難以買到。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的兒子、兒媳就從人大圖書館為她查找借閱，幫她在網上廣泛搜索、下載、打印、裝訂，南京第二博物館的朋友也熱情幫忙。幾年間，11個版本的《紅樓夢》、《漫堂年譜》、《洪升年譜》、《蒲松齡年譜》、《孔尚任年譜》等等，先后到了志堅的案頭。

　　志堅每天早晨四五點鐘起床，簡短的鍛煉和洗漱后，為自己泡一杯清茶，削一只水果，便開始了她的閱讀和研究。那些蠅頭大小豎排的繁體字，水工專業(yè)出身的她，弄懂并非易事，但她反復閱讀，反復查對，直到心領神會。她說，每當研究有一點進展，就像撥去了心頭的一團迷霧，明媚的陽光霎時把心里照得透亮，那種曲徑通幽的快感真是無法言喻。

　　志堅認為《紅樓夢》雖多是細微末事，卻以“記真”為主。她覺得既是“記真”，就一定能在現實中找到歷史的“印痕”。近年來，她借出差等各種機會，開始了“萬里尋真”的行程。

　　在山東開會有半天休息時間，其他同事都去著名景點游覽，她卻趕往王漁洋、趙秋谷等康乾時代文人故里考察。在山東鄒縣嶧山“全真觀”，她意外發(fā)現了“寶玉”雍正三年刻制的石刻牌匾，《紅樓夢》中曾言“寶玉”二字輕易不會為詩家所用，她認為這匾額便是《紅樓夢》作者或傳播者特意為后人留在山河名勝處的痕跡。

　　赴上海開會，她獨自繞道嘉興烏鎮(zhèn)《長生殿》作者洪升落水處探訪，在一座規(guī)模不大的“全真觀”門側對聯(lián)落款處，她欣喜地發(fā)現了“頑石”二字。她還到常熟虞山、南京秦淮河、蘇州虎丘……到蘇州唐伯虎墓地時天色已晚，工作人員正準備下班，她好說歹說小跑著進去看了一圈；在南京為了尋找“江寧織造府”，她滿城轉悠，最終被帶到了與曹寅有親戚關系的“甘家大院”。

　　她六上泰山，每次都摸摸相國徐乾學的刻碑，看看巡撫黃叔琳修復的“三賢廟”，細品王漁洋故里桓臺人掛上去的牌匾；她三入孔林孔府，在蒼柏碑叢中，懷想為康熙帝作講解官而終被罷官的孔尚任以及為乾隆帝作講解官的孔繼汾、孔繼涑，為他們的悲慘命運扼腕嘆息！為拜謁孔尚任墓，她磨破嘴皮求導游借來自行車，獨自騎著滿府院尋找，終得如愿；她曾走進孔尚任的讀書地“石門山”，那滿山漫漶不清的石刻《桃花扇》戲文讓她感受到作者如山如石如詩的勃勃情懷!她還到過陜西的樓臺觀和函谷關，山西永濟五老峰，到過王漁洋門人吳雯住過的鄭北口、棲巖寺、永樂宮招賢里和九峰山……癡迷《紅樓夢》的張志堅在萬水千山間追尋著《紅樓夢》作者們的足跡。

　　查典訪古，6年苦心探索讓張志堅得出一個結論：《紅樓夢》的作者并非曹雪芹一人，而是有很多人參與成書，其中包括因《長生殿》而被罷官的趙秋谷，《蓮洋集》的作者吳雯，《長生殿》作者洪升及其門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及其后裔等。

　　《戚廖生序本石頭記》前《石頭記序》中說：“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兩牘”，志堅說這是黑暗殘酷的時代逼出來的。她認為成書傳抄一段時間后，有些參與者和知情者漸次離開人世。有人擔心后人找不到線索，才出現了《脂硯齋評石頭記》；因為滿清皇朝殘酷的文字獄，文人們“為兒女計”不敢公開署名。他們利用手頭的經典傳抄本，采取[朱眉]、[朱夾]等手段，注入信息，點撥后人。繼而又有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的奇觀。她認為，書中除夾批夾評外，有不少章節(jié)是后人加進去的。

　　張志堅是單位的領導，還是一位幸福的妻子和母親。在許多人看來，已過知天命的她，工作之余可以盡享天倫之樂了，她卻不可救藥地迷上了《紅樓夢》研究。她說：“一般人認為‘紅學’研究是學院里教授專家們的事，可我愛《紅樓夢》，并且有自己的想法，我要把我眼中的《紅樓夢》講述給大家。”她樂此不疲地尋找著，研究著，痛苦并快樂著，她說，別人可能會認為我自討苦吃，但真正沉進去了，其樂無窮。如今她的研究筆記已近百萬字，新著《另說紅樓夢》即將出版，在西安美術學院讀碩士的小兒子為母親這本書設計了封面。

　　2月4日，張志堅帶著讀過多遍的臺灣已故作家高陽的《紅樓一家言》遠赴臺灣，她希望不僅在祖國大陸、而且在臺灣也能找到紅學研究的知音。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位為了黃河永不言苦、因為紅學活力四射的女河官，將會開拓出更加廣闊的屬于她的紅學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