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代仁宗慶歷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zhí)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guī)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guī)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guī)定地方官職田之數。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布減徭役、廢并縣、減役人等詔令。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將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歸于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于簡單了一些。因為，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

　　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zhí)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 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yǎng)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呂夷簡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催^雍正王朝的都知道皇帝對大臣結為朋黨是很有戒心的。雍正是這樣，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就像秦檜的莫須有為高宗殺岳飛提供了借口一樣。呂夷簡誣蔑韓、范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因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誰也阻撓不了的。那么皇帝為什么不要反對并自終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簡單，皇帝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一樣，為了自己的家天下。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專制帝王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墒�，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關斑竹提及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仁宗這樣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wěn)定為大局。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yǎng)士大夫的國策。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制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