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萬歷三十二年(1604)，被革職還鄉(xiāng)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fù)宋代楊時講學(xué)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于允成等人，講學(xué)其中，“講習(xí)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fēng)者，多遙相應(yīng)和。這種政治性講學(xué)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明神宗朱翊鈞統(tǒng)治后期，宦官擅權(quán)，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針對這一現(xiàn)象，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jiān)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dān)、發(fā)展東南地區(qū)經(jīng)濟等主張。他們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明末黨爭中，東林黨的主要對立面是齊楚浙黨。萬歷后期，雙方以爭國本為首，以三案為余波，相攻不已。

　　天啟帝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zhèn)壓。天啟四年(1624)，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魏忠賢又使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案為題，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齊楚浙黨又造天鑒諸錄，加?xùn)|林以惡名，并列黨人榜于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制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wǎng)打盡。天啟七年明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東林與閹黨的斗爭，一直延續(xù)到南明時期。

　　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

　　這是東林黨首領(lǐng)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lián)，鐫刻在東林書院的大門口。

　　萬歷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鄉(xiāng)無錫。他和弟弟顧允成一道倡議修復(fù)了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這所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創(chuàng)立的，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程頤兩兄弟的門徒，是“二程學(xué)說”的正宗嫡傳。后來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則是楊時的弟子。顧憲成重修東林書院的時候，十分明確地宣布他是講程朱理學(xué)的，也就是說，他是繼承楊時衣缽的。

　　重新營建東林書院，常州知府歐陽東風(fēng)和無錫知縣林宰幫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顧憲成與志同道合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講學(xué)其中，來聽講求學(xué)的人稱顧憲成為涇陽先生，后來也有人稱他為東林先生。

　　當時，不少懷抱道義而不被當政者所接納的士大夫退歸林野，東林書院的重建使他們找到了知音，因此都爭相前來，使得“學(xué)舍至不能容”。顧憲成常說：“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shù)胤焦俨恢驹诿裆�，隱求鄉(xiāng)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他的這些觀點博得同志者的響應(yīng)。講學(xué)之余，他們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語言議論朝政，褒貶品評執(zhí)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區(qū)別政治上的正邪兩派。這樣一來，朝中的一些官員，如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也與東林書院遙相應(yīng)和、互通聲氣。他們懷著憂國憂民的意識，意在有所作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與他們唱反調(diào)的那一派稱他們?yōu)?ldquo;東林黨”。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

　　當時，神宗長時間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宮過著“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邊的侍者辦事稍不稱意“輒斃杖下”。且又極其貪婪，恨不得把天下財貨都搜刮進宮中供其揮霍。把大批太監(jiān)派作“礦使”、“稅監(jiān)”前往各地橫征暴斂，搞得民怨沸騰。他把朝廷官員的任免都丟在一邊，使在職的官吏無法得到升遷，空缺的職位難以及時補充。最糟糕的時候，六部的尚書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補。為了增置不足的內(nèi)閣大臣，首輔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請求。這樣一來，就助長了朝野上下的派別紛爭愈演愈烈。

　　與東林黨政見不合的是內(nèi)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和方從哲等人，他們被稱為“浙黨”。另外還有什么“秦黨”，成員都是陜西籍的官僚，還有什么“齊黨”、“楚黨”、“宣黨”，都是以首領(lǐng)的籍貫命名的。“秦黨”的政見與“東林黨”相吻合，其他各“黨”都與“浙黨”聲氣相通，黨爭之風(fēng)甚囂塵上。

　　東林黨人往往不畏強權(quán)，為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quán)貴，反對“礦使”、“稅監(jiān)”，甚至敢于冒犯“龍顏”。當鳳陽巡撫李三才受到內(nèi)閣大臣論處的時候，在東林書院講學(xué)的顧憲成就上書給葉向高、孫丕揚，稱頌李三才的政績。御史吳亮把顧憲成的信抄在邸報中，使攻擊李三才的人大為惱火。

　　李三才任職鳳陽巡撫期間，曾經(jīng)查抄了太監(jiān)陳增的爪牙程守訓(xùn)的幾十萬贓款及大量的奇珍異寶，并將程守訓(xùn)依法治罪，辦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還在萬歷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陳述礦稅的弊害。萬歷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對礦稅，并且提議修浚河渠、建筑水閘、防范水旱，這些主張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被罰了5個月的俸祿。李三才在反對礦使稅監(jiān)的奏章中指責(zé)神宗皇帝說：“陛下寶愛珠玉，百姓也想溫飽；陛下愛護子孫，百姓亦愛戀妻兒。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斂財寶卻不讓百姓滿足升斗之需呢？為什么陛下要延福萬年，卻不讓百姓享受朝夕之歡呢？”

　　對于后妃干政和宦官專權(quán)，東林黨人始終加以反對，哪怕是削職罷官，逮捕問罪也堅持不改。在“爭國本”事件和以后發(fā)生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東林黨人都從維護皇權(quán)的立場出發(fā)，堅持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抨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為，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的當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東林黨人還在“京察大計”中力圖整肅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對官吏進行考核的兩種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職的官員，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職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來京師朝見皇帝時給以考察。“京察”是根據(jù)官員的政績、品行，來決定升遷、降調(diào)或罷官等獎懲。若是“京察”中被罷了官，就將終身不再起用。

　　萬歷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書孫考功、郎中趙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達，他們都比較正直不徇私情。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是孫南星的外甥，都給事中王三余是趙南星的親戚，都因考評不佳被罷黜。東林黨也借此機會罷黜了一些與內(nèi)閣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員。到了萬歷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計”的是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就把浙黨官員錢夢皋、鐘兆斗等人貶謫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計”主持者則是齊、楚、浙黨主持，他們借機斥逐東林黨的官員。到了萬歷四十五年，浙黨首領(lǐng)又當上了內(nèi)閣首輔，這一年的“京察大計”，東林黨人受到很大的打擊。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朋黨混爭的局面，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也和他們排除異己的動機糾纏不情了，給攻擊他們的人制造了口實。

　　東林黨是明朝后期出現(xiàn)的以中下級官員、中下地主及知識分子為主的反對王公貴戚、權(quán)臣宦官的政治集團。他們企圖以儒家正統(tǒng)思想挽救國家，但在強大的統(tǒng)治集團剿殺下，遭到重大打擊。直到崇禎即位處死魏忠賢才有所抬頭。后來，東林黨的殘余勢力一直與權(quán)臣斗爭，一直持續(xù)到南明的滅亡，前后達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