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它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爭的發(fā)展，又是長期以來遍及全國各地的反教會斗爭的總爆發(fā)。西方國家直至今天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 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lián)軍事件。

　　義和團的興起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是長期流行于山東、直隸（約今河北）等地的許多民間秘密結社中的一種。雖然這個秘密結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歷來把它當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難以發(fā)展。甲午戰(zhàn)爭后，德國占領膠州灣，強劃山東全省為其勢力范圍；外國教會亦在山東擴展勢力，縱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國教徒），遇有民教涉訟事件，它們往往出面干預，脅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決。群眾對教會積恨成仇，各地反教斗爭接踵而起（見教案）。義和拳遂成為反對外國侵略勢力的重要組織形式。

　　1898年10月（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山東冠縣義和拳以閻書勤為首，聯(lián)合直隸威縣趙三多等，聚眾燒毀紅桃園教堂，占領犁園屯，震動了魯、直兩省的毗連地區(qū)，成為義和拳反帝斗爭興起的訊號。次年10月，朱紅燈、本明和尚為首的義和拳在平原縣杠子李莊、森羅殿等處，與地方營隊戰(zhàn)斗，促進山東許多州縣反侵略斗爭的迅速發(fā)展。12月，直隸南部棗強縣以王慶一為首的義和拳開展反教會斗爭；冀州開元寺武修和尚亦率眾焚毀景州蘇古莊等處教堂。山東、直隸兩省毗連地區(qū)的反教斗爭連成一片。

　　山東義和拳開展反教會斗爭后，當?shù)貍鹘淌恳�求清政府嚴加�?zhèn)壓。山東巡撫張汝梅則建議清政府改義和拳為團練，以便控制，并將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毓賢繼任山東巡撫后，企圖瓦解分化義和拳，采取“分別良莠”的辦法，對參加義和拳的一般群眾稱為良民，默許他們設廠練拳，對武裝反抗的人則誣蔑為“匪徒”，捉拿懲辦。張汝梅、毓賢的計劃雖未達到預期目的，卻有利于義和拳的發(fā)展。山東各地大刀會、紅拳會以及其他秘密結社的成員和一般群眾紛紛參加義和團，使其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滅洋”團體。

　　義和團的主要參加者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貧困和愚昧使他們的反抗斗爭只能沿襲過去農(nóng)民起義利用秘密結社的辦法，采取設立神壇的方式發(fā)展組織，操練拳術，吸引群眾。義和團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等八門。其中乾字號（以黃布為標記）和坎字號（以紅布為標記）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現(xiàn)“中”字號）。但各個字號之上以及每個字號本身都沒有統(tǒng)一的組織和集中的領導。義和團的基層組織是壇，又稱壇場或拳廠，是敬神、練拳、聚會、議事的場所。有的地方幾個或更多的壇口之上有總壇口，它們之間也無統(tǒng)屬關系。義和團的首領一般稱為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也有稱總大師兄和祖師的。各壇口往往各自進行分散的斗爭，但當需要聯(lián)合行動時，即使數(shù)百里外，也派人接應，義和團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nóng)民，其次是手工業(yè)者、舊式交通運輸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數(shù)封建知識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還有地痞、流氓卷入。義和團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用畫符念咒、請神附身等“術法”動員群眾，廣泛宣傳“持符念咒、神靈附體”來鼓舞斗志。他們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還有小說、戲曲、民間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義和團散發(fā)各種傳單、揭帖，以樸素的語言和歌謠形式，進行驅逐侵略者、保衛(wèi)國家的宣傳。同時這些傳單、揭帖中也帶有迷信落后意識和盲目排外的情緒。

　　早在1898年反教會斗爭興起時，義和團就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個口號在初期曾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壯大了義和團的聲勢，但同時也反映了義和團對清政府的模糊認識，以至后來因此受統(tǒng)治者的欺騙利用，最后被出賣。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剿”與“撫”義和團在山東反侵略斗爭的發(fā)展，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指責地方官吏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保護教士、教民，對毓賢尤為不滿。1899年12月初（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國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衛(wèi)右軍統(tǒng)領袁世凱為山東巡撫，以便統(tǒng)帶所部新軍鎮(zhèn)壓反教群眾。清政府接受了這項無理要求。袁世凱就任后，把鎮(zhèn)壓義和團當作主要任務，發(fā)出布告稱義和拳“向干例禁”，要群眾“傳送首犯”，隱匿不報者作為窩主治罪。他命令各屬懸賞購緝義和團，并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四出攻剿。在袁世凱的鎮(zhèn)壓下，在黃河北岸領導斗爭的義和團首領王玉振、王立東、孫洛泉等先后被捕殺，山東義和團實力遭到重大摧殘。

　　從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起，清政府官員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主“剿”和主“撫”兩種不同意見。前者認為義和團源自白蓮教，必須嚴加取締，堅決鎮(zhèn)壓，以防止事態(tài)擴大；后者認為對義和團采取高壓政策，很可能對清朝統(tǒng)治帶來嚴重危險，主張實行“招撫”，加以操縱利用。這兩派意見交互影響清政府，使它舉棋不定，對義和團的鎮(zhèn)壓忽松忽緊。1900年1月11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后半個月，清政府發(fā)布一道諭旨，命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必須實行區(qū)別對待的政策，“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這表明清政府采納了主“撫”派的意見。各國駐北京公使對這道諭旨反應強烈，斷定清政府有意縱容義和團。法、美、德、英等國公使會商后，于1月底發(fā)出照會，要求清政府全面鎮(zhèn)壓義和團。3月上旬，他們又脅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果中國不接受要求，各國公使將報請本國政府派軍艦來華，實行武裝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頒布諭旨，命令直隸、山東督撫出告示嚴禁義和團。清政府的態(tài)度反復，同當時國內(nèi)局勢有關。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主持、擁護變法的官員或死或逃，或被革職監(jiān)禁，統(tǒng)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虛弱。當義和團開展反侵略斗爭時，中國正面臨被瓜分的嚴重危險，因此清政府對鎮(zhèn)壓義和團不能不有所顧忌。清政府利用義和團，還同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權力斗爭和廢立問題有關。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等頑固派，力圖廢黜光緒帝，擁立載漪之子溥即位，以鞏固權位，但得不到外國公使的支持。載漪等人計劃受挫，蓄意進行報復。他們看到義和團反帝斗爭的巨大聲勢，又相信義和團的“法術”，幻想利用群眾斗爭來實現(xiàn)奪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與“撫”之間的徘徊，導致義和團在受挫于山東后，又將反教斗爭轉至直隸地區(qū)。當?shù)毓賳T對此雖十分驚恐，卻不敢貿(mào)然進行武力鎮(zhèn)壓。義和團因此迅速發(fā)展。當清政府下諭旨明令在直隸嚴禁義和團后，直隸總督裕祿才調(diào)淮軍右翼統(tǒng)領梅東益所部六營及武衛(wèi)前軍邢長春馬隊兩營到冀州、深州、河間等地鎮(zhèn)壓。義和團避實就虛，轉向西北，勢力大振。清軍疲于奔命，顧此失彼。裕祿驚呼“燎原大禍，恐在目前”。5月22日，淶水義和團會同安肅、定興拳眾，在石亭地方設伏，擊斃淮軍副將楊福同及清軍多人。裕祿急調(diào)武衛(wèi)前軍楊慕時所部三營到蘆保鐵路沿線，又派武衛(wèi)前軍統(tǒng)領聶士成親率所部到楊村、豐臺實行鎮(zhèn)壓。義和團為阻止清軍調(diào)動，破壞蘆保鐵路和電線。27日義和團進駐涿州城，“城頭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老團、新團，時出時入，常有一萬余人”，接著又破壞涿州到長辛店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逼近北京。義和團的空前發(fā)展，已使清政府既無決心、亦無可能在短期內(nèi)將其鎮(zhèn)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