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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語文四年級教案——《開國大典》相關(guān)知識: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2009-12-10 00:01:45     下載試卷     標簽:四年級 教案 語文

  l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55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們集合在天安門城樓后邊的空地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率領(lǐng)大家踏上了通往天安門城樓的臺階……

  目錄

  1.突然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代表證丟了

  2.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

  3.國母最快活的一天

  4.“金蟬脫殼”的李濟深再次亮相令人刮目

  5.張瀾“老成謀國”當上了副主席

  6.天安門城樓上的新中國領(lǐng)袖群體

  1.突然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代表證丟了

  天安門城樓與紫禁城端門之間有一塊空地,上面站立著數(shù)棵歷經(jīng)滄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55分,一支車隊從中南海東門開出,來到這塊空地上。他們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員們。他們是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門口上車出發(fā)的。從勤政殿到這塊空地只花了5分鐘時間。

  這時,已經(jīng)探雷完畢,一項重要的安全保衛(wèi)任務(wù)剛好結(jié)束。

  喜悅寫在臉上。下車后,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領(lǐng)導人一個個又說又笑,互相招呼著集合起來。

  之后,他們沿著城樓西頭的古磚道樓梯,豪邁地向天安門城樓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門西側(cè)已經(jīng)安裝了一架搖搖晃晃的土電梯。

  但新中國的領(lǐng)導人沒有乘電梯。他們要用自己的腳板登上天安門城樓。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歲的毛澤東自然走在這支隊伍的最前面。此刻,這位叱咤風云的偉人在想些什么呢?“問蒼茫大地,誰主沉?”也許,偉人想起了趕考不當李自成的諾言,也許想到了逝去的崢嶸歲月,也許腦際翻騰著更為洶涌博大的風云……比毛澤東大7歲的紅司令朱德隨后走向天安門城樓,之后是比朱德小12歲的劉少奇,與毛澤東同歲的宋慶齡以及其他領(lǐng)導人按順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門城樓的古磚道有整整一百級。

  毛澤東由衛(wèi)士攙扶著從容地走向城樓。他不時停下來,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邁、行動遠不如他靈便的領(lǐng)導人。

  今天,毛澤東與18年前在中央蘇區(qū)的“開國大典”上一樣穿著中山裝,只不過那時是布衣,今天是黃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顯得神采奕奕。

  跟隨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細心地打量著身邊努力登攀著的偉人。他突然吃了一驚:別在毛主席胸前的燙金紅綢條不見了!

  這還得了!這紅綢條可是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代表證,其重要性相當于“特別通行證”。

  這個獨特的代表證是周恩來指示書法家鐘靈設(shè)計的。專門給每位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政協(xié)代表發(fā)了一個,上面分別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們都工工整整地將它別在胸前。毛澤東主席與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證是“特制”的,紅綢條與別的代表一樣,但他們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臨時改變規(guī)定了?葉子龍回頭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別著紅綢條,別的代表也都佩戴著紅綢條,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葉子龍知道,今天這個重大場合有蘇聯(lián)老大哥的攝影師來拍照片,他們拍的照片還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們聚焦的核心人物,黃呢子中山裝上沒有別這個紅綢條,一定是十分扎眼的。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

  而且,這個缺憾不僅屬于今天,它還會留給明天。秘書葉子龍當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葉子龍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樓梯,火速找到鐘靈,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個代表證給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來的這樁事,是鐘靈始料不及的。留給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幾十級臺階的時間。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他必須再“特制”一個專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證出來。

  鐘靈接受這個十萬火急的命令后,顧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輛吉普車,指揮司機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馳而去。

  誰也鬧不清毛主席把這個紅綢條弄哪兒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時,天已透亮,毛澤東還趴在中南海菊香書屋的辦公桌上工作著。

  菊香書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與頤年堂之間,是一處前后三進,每進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從香山公園搬來往在這里。他保持著多年來養(yǎng)成的習慣:通宵工作,上午睡覺。跟他時間長一些的衛(wèi)士都知道他這個習慣。

  然而,今天他吸著煙,不停地忙碌著,忘記了休息。

  此時,北京城內(nèi)外的數(shù)十萬群眾正準備趕往天安門廣場,去參加能夠自己當家做主的共和國的誕生慶典。

  今天是個非同尋常的日子。

  周恩來特別關(guān)心毛主席的休息情況。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門檢查了開國大典的準備情況,指出了毛主席畫像及天安門背景布置等不妥之處。從天安門返回后,周恩來多次打電話給衛(wèi)士值班室,詢問主席休息了沒有。當衛(wèi)士長李銀橋又一次回答主席還沒有休息時,周恩來有些著急了:“你們要想辦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點還要開會,3點還要上天安門,你們要想辦法動他早些休息。”

  周恩來對衛(wèi)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衛(wèi)士長李銀橋走進毛主席辦公室。里面煙味嗆人。顯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煙。李銀橋小聲將周恩來的話報告毛主席,并勸他說:“主席,早點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閱完畢,才離開案頭。他沒有馬上睡覺,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會兒步,舒展了一會兒筋骨。

  毛澤東在衛(wèi)士們護侍下上床睡覺。睡前,他叮囑衛(wèi)士長李銀橋:“下午1點鐘叫我起床。”

  按囑叫醒毛澤東,并準備好他參加開國大典要穿的黃呢子制服。衛(wèi)士們知道,這件禮服的料子,當初是秘書葉子龍送來讓毛主席過目的。毛澤東像往常那樣,在床上看了近一個小時的書才起來。

  毛澤東吃過飯,下午2點整準時出現(xiàn)在勤政殿。此時,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領(lǐng)導人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張瀾、李濟深和其他委員都已集合在這里了。

  勤政殿,就在這所已經(jīng)賦予了全新含義的大殿里,在開國大典前夕的短暫時間內(nèi),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很快開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充分體現(xiàn)了緊張、高效的辦事作風。

  當選的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和其他各位委員,在會上宣布就職。

  會上,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wù)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成為即將誕生的共和國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腦。這位走上東方大國首腦崗位的人物,年僅51歲。

  結(jié)束這次重要會議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與各位副主席、委員們在勤政殿門口上車,趕往天安門城樓。

  也許,代表證紅綢條是被毛主席忙丟了。

  鐘靈急匆匆趕回工作室后,屏聲斂息,很快在一張紅綢條上寫下“毛澤東”三個仿宋字。接著,飛快地噴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跡風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車就往回趕。

  幸好,毛澤東還沒登上天安門城樓。眼下,他已經(jīng)走了一大半臺階,仍像剛才那樣,走走停停,等著后邊年長的領(lǐng)導人。要不是毛澤東邊走邊等,他沒佩帶代表證的這個缺憾怕是難以彌補了。

  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注定是要圓圓滿滿的。

  于是,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開國大典紀錄片中,留下了這樣一個鏡頭:

  一位著軍裝的小伙子,突然來到葉子龍面前,交給葉子龍一個紅綢條;葉子龍當即上前幫毛主席將紅綢條別在左胸口袋上方。

  這位著軍裝的小伙子就是鐘靈。

  別好紅綢條的毛澤東帶著其他領(lǐng)導人繼續(xù)向上登攀。

  一百級臺階并不長。

  然而,為了登上這一百級臺階,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過了漫漫28年前仆后繼的浴血奮斗。

  為了登上這一百級臺階,中華民族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爭。

  別著紅綢條的新中國領(lǐng)導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們深深懂得腳下每一級臺階的非凡意義。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萬噸

  南洋華僑領(lǐng)袖、東南亞最大的企業(yè)家陳嘉庚,接到毛澤東的邀請電,回國參加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商國是。6月4日,陳嘉庚抵達北平。

  那天,他路過天安門,見到這個著名的宮廷廣場垃圾成堆,心中頗有感慨。

  垃圾如山,臭氣陣陣。這個廣場就像封建皇朝和反動的國民黨政權(quán)一樣衰敗到了極點。

  為此驚詫的不僅是這位南洋華僑領(lǐng)袖。

  北平解放時,解放大軍開進來,只見這座聞名世界的城市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有人估計,當時市內(nèi)堆積的垃圾不少于60萬噸。

  皇城根下的垃圾也是有說頭的。除了民國當朝的垃圾外,令人驚奇的是,不少垃圾還是“文物級”的——是明清兩朝的遺物。這不是演繹,因為當時有人從垃圾堆里找出了不少明清時代的文物。

  民國時期,城里的垃圾堆還在不斷增多。日積月累,垃圾倒成了舊皇城地質(zhì)的一部分,不同時期倒下的垃圾就像一層一層的頁巖。后來,市區(qū)內(nèi)再也沒有辦法往高處堆放了。于是,垃圾堆就上了房頂,就上了街道,就到天安門廣場安家落戶了。

  當時城內(nèi)有個叫二龍坑的地方,連年堆放垃圾。長起了一座高高的、臭氣沖天的山頭,居民們出門得翻越這座垃圾山才行,生活、交通苦不堪言。

  北平解放后不久,軍管會人員來到天安門時,簡直不相信眼前這座城樓就是天安門城樓。只見城樓破敗不堪,雜草在寒風中晃來搖去。他們踏上通向城樓的磚道時,一群野鴿子撲索索飛起來,咕咕地呻叫著飛上天空,一派蕭殺景象。通向城樓的古老階梯上,滿是厚厚的、表面業(yè)已風干的鴿子糞便,一腳踩上去,濃郁的霉臭味直沖鼻孔,彌漫在空中。

  皇城根下的一位居民訴說道:“我們的房子埋在垃圾堆里十幾年了!”

  垃圾成山,不僅阻塞交通,而且污染環(huán)境,滋生疾病,嚴重損害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

  新生的共和國政權(quán)決不能建立在這樣一座垃圾城之上。

  在天安門被確定為開國大典場地之前,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號召黨、政、軍、民、學、商各界,成立了清運委員會。

  “清運工作,即為人民服務(wù)。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機會普遍受到教育外,還要保證減少人民的死亡率。”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在清運委員會召開的動員大會上說。

  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戰(zhàn)。

  形式多樣的清運會在北平城一個接一個地召開。

  紅紅火火的全民大清掃運動揭開了序幕。

  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走上街頭,他們用標語、漫畫、壁畫、家庭訪問、街頭演講等生動活潑的形式,宣傳和發(fā)動群眾,點燃廣大市民清掃垃圾、清潔自己生活環(huán)境的工作熱情。

  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為大清掃的第一戰(zhàn)役。主要任務(wù)是清戶、清巷。

  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為大清掃的第二戰(zhàn)役。主要任務(wù)是清除待運場和重點地區(qū)。

  經(jīng)過91天的會戰(zhàn),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重達201638噸。

  垃圾數(shù)量實在驚人!

  陳嘉庚進北平時,北平市打響的垃圾戰(zhàn)第二戰(zhàn)役尚未結(jié)束,天安門廣場上的垃圾山尚未被新中國的“愚公們”搬走,因此使他有幸目睹了舊中國留下的蔚為壯觀的奇特景象。

  當天安門將辟為廣場,北平將改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等消息傳出后,獲得新生的人們干勁更足了。

  “建設(shè)人民首都”,天安門城樓下矗立起一塊嶄新的巨幅標語。

  這是人民的意志。

  這是政府的號召。

  數(shù)千名共青團員、青年學生涌上天安門廣場,參加義務(wù)勞動。他們用鋤頭、鐵鍬除草鏟土,沒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塊,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

  廣場西側(cè)的垃圾山消失了。

  廣場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市建設(shè)局的工人大軍開進了廣場這是建設(shè)自己的廣場!工人身上蘊藏的沖天干勁火山一般爆發(fā)出來,他們奇跡般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的任務(wù)。

  一個遼闊的廣場誕生了。這個廣場可以容納20萬人。

  很快,瀝青石渣路面鋪好了。

  鮮花、綠草、樹木種上了。

  天安門廣場煥然一新,美麗得如同即將迎接新生活的新娘。

  天安門廣場的新生,是整個北平城獲得新生的一個縮影。

  古都打響的這場垃圾戰(zhàn),一直持續(xù)到1949年底。至此,所有的垃圾山都被新中國的“愚公們”徹底搬掉了。

  告別古老皇城,擁有嶄新首都的市民們感慨道:“舊社會窮人走路都困難,新社會給我們開了幸福路。”

  天安門廣場以及許多像天安門廣場那樣的垃圾堆的消失,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象征。

  死城北平已經(jīng)成為歷史了。

  新生的北京,則猶如初生的嬰兒,沐浴著朝陽,生機勃勃。

  3.為新中國門面整容

  當確定以天安門城樓為開國大典主席臺的那一刻起,這座中華民族建筑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就升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門面了。

  天安門始建于1417年,建成于1420年。由于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門,因而也就襲用承天門之名,意寓“承天啟運”、“受命于天”,被視為明成祖之后的明皇朝承天命和敬天的首要之地。

  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年)7月,承天門被火焚毀。憲宗成化元年(l465年)3月,在工部尚書白圭的主持下,重新修復了承天門,并由原來的東西5間擴大為9間,將牌坊式改建為宮殿式,基本具備了今天天安門的規(guī)模。1644年,占據(jù)白山黑水的“大清”軍隊攻入北京,人主中原,承天門兩次焚于戰(zhàn)火。順治皇帝進京時,承天門就像牙齒脫落的骷髏頭,只剩下5個黑乎乎的門洞,上半部已蕩然無存。清順治8年(1651年),順治帝下詔重修承天門。修復后,正式命名為天安門。歲月滄桑,但這個名稱一直保留下來。

  天安門城樓雕粱畫棟,金碧輝煌,整個建筑面積有兩千多平方米,成行排列的柱子多達六十多根。《大清會典》說其“雕扉三十六”,是指每間都有四扇油飾紅色的凌花窗門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漢白玉欄桿,望柱上有蓮瓣瓜頭,柱身柱間的欄板為荷瓶雕刻。同時,還有整齊猶如龍爪菊的斗拱,梁柱上有華麗的纏枝蓮和寶珠吉祥的草形繪。暗檐處則用青、藍、綠等冷色與鮮艷的紅柱、紅墻相映襯,顯得十分美觀。

  天安門城樓上,東西兩邊各有三間黃瓦紅墻、紅窗子的小房間,它原是守護天安門城樓的護軍的住舍。城樓上的守軍將士,負有瞪望和守護天安門城樓的任務(wù)。

  天安門的城臺由漢白玉的須彌座和磚臺組成。須彌座高1.59米,磚臺高13米,用一色42公斤的大磚砌成,磚間灌注糯米石灰汁,建成后異常堅固。

  天安門城樓高達35米,“橫空出世”,氣勢非凡。

  城樓上共有5個券形門洞,大小不一,中間那個最高最寬,高8.82米,寬5.25米,為封建皇帝通行的專用門洞。券門洞裝有2扇朱紅大門,門上飾有金釘99個和金包龍頭鋪首。

  氣勢雄偉、金碧輝煌的天安門,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jié)晶,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然而,北平解放時,天安門卻是一派破敗、凄涼景象。朱紅的墻皮一片片脫落,斑斑駁駁,猶如潰爛的皮膚,令人目不忍睹。城樓磚殘瓦缺,琉璃瓦頂上雜草叢生,雕花門窗破爛不堪,東倒西歪。金水河成了臭水溝,滿是淤泥黑水。

  春風得意,天安門城樓面目一新的日子就要到來了。

  為了迎接開國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開的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作出了整修天安門的決定。

  市人民政府責成市建設(shè)局研究提出整修天安門的工程計劃,并要求廣泛征求有關(guān)部門的意見。

  受領(lǐng)任務(wù)后,市建設(shè)局的同志們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他們深知時間緊迫,深知此項任務(wù)責任重大。

  整修工程任務(wù)艱巨:要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包括中華路全段在內(nèi),清除所有路面障礙物,開辟至少能容納16萬人的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使它能夠成為開國大典的主席臺,安裝一座電力控制的高大旗桿;修補瀝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還要進行植樹、栽種花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任務(wù)重,工期短。

  從領(lǐng)袖到普通百姓,對這項工程都很關(guān)注。

  整個工程必須于9月底前完工。

  在市建設(shè)局工人和成千上萬群眾揮灑汗水之后,工程迅速向前推進。

  路障被清除了。

  城樓上的雜草被拔掉了。

  殘磚缺瓦被鑲補好了。

  皮癬般的城墻被油漆一新。

  天安門換上了新裝。

  開國大典是普天同慶,根據(jù)大典籌委會的決定,還要在城樓東西兩側(cè)、金水橋的北面搭起觀禮臺,讓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專家以及外賓,屆時可以登臨觀禮。由于時間太緊,搞永久性建筑顯然來不及了,建設(shè)者們土法上馬,用杉蒿、木板搭起臨時性觀禮臺。但他們心里不托底,專門調(diào)來部隊,在臺上站滿密密匝匝的指戰(zhàn)員,看看是不是足夠牢固,還讓他們在上面蹦呀跳呀,以

  確保萬無一失。

  修建國旗旗桿是這次整修工程的重點項目,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wù)。開國大典那天,要保證毛澤東主席一摁電鈕就能使新中國的第一面國旗冉冉升起,關(guān)鍵在于要把旗桿修建好。

  然而,旗桿修建工作不怎么順利,還險些出了紕漏。

  身為市建設(shè)局副局長的趙鵬飛,是整修天安門工程的總指揮。他對修建旗桿之事,一開始就很重視,經(jīng)過認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鐘漢,這位市建設(shè)局的建筑師,擔起了修建旗桿底座和漢白玉欄板等建筑設(shè)計任務(wù)。

  擔任天安門廣場整修工程設(shè)計和施工的負責人林治遠,挑起了旗桿結(jié)構(gòu)設(shè)計的重任。

  他們倆人受領(lǐng)任務(wù)之后,既興奮又有點緊張。

  根據(jù)整體設(shè)計要求,國旗旗桿應(yīng)該建在天安門城樓與正陽門之間的中軸線上,旗桿高度應(yīng)與天安門城樓最高點等高。經(jīng)過測量,這個高度應(yīng)為35米。

  北平城剛獲得解放,要找旗桿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須迎難而上,解決這個問題,保證開國大典那天鮮艷的五星紅旗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

  林治遠的腦筋骨碌碌轉(zhuǎn)動著。他靈機一動,想到了自來水管。

  他馬上趕到自來水公司,選了4根口徑不一的自來水鋼管,很快一節(jié)一節(jié)地套起來,精心將它們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來的自來水管子,總長度沒有達到設(shè)計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幾根管子,湊足35米的長度?遺憾的是自來水管只有四種型號,再沒有大一點或小一點的型號了。而兩根口徑等同的管子,按當時的技術(shù)水平根本無法焊接起來。

  怎么辦?林治遠無計可施,只好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

  指揮部經(jīng)認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級請示,最后同意旗桿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個難關(guān)總算闖過去了。

  林治遠開始向第二個難關(guān)進發(fā):設(shè)計自動升降設(shè)施并安裝旗桿。

  這時,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助手。他找來了建設(shè)局從事機電工作的技術(shù)員梁昌壽,倆人并肩研究自動升降開關(guān)設(shè)施。

  自動升降開關(guān)的設(shè)計要求還是具有一定難度的:國旗能夠自動升降;升旗速度與國歌演奏時間相一致;國歌奏畢,國旗正好升到旗桿頂端并自動停止。

  在重要任務(wù)面前,粱昌壽的聰明才智火花一樣迸發(fā)出來。他先設(shè)計了一個簡易的機械裝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著在升降旗用的鋼絲繩兩端各焊了一個鋼球來控制升降開關(guān)。一旦升降速度裝置碰到兩端的鋼球,就可以自動停止升降并自動切斷電源。

  設(shè)計方案很快通過審查,得到批準。林治遠和梁昌壽馬上動手進行安裝調(diào)試。

  一試獲得成功,試驗升旗運行正常,升旗所需時間正好與要求相符。

  一個月的辛勤勞動化作了成功的喜悅:國旗桿在天安門廣場豎了起來。

  為了開國大典那天,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就能操縱升降開關(guān),林治遠設(shè)計從旗桿下引出一條導線,將它從整修天安門前東西長安街道路工程時埋設(shè)的鋼管中橫穿而過,跨越金水橋河,再順著天安門城樓東南角上升至城樓中央,與天安門城樓上安裝的開關(guān)連接在一起。

  舉行開國大典的時間在一天天迫近。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林治遠、梁昌壽倆人奔波于旗桿與天安門城樓之間,翻來覆去、不厭其煩地進行試驗。按動電鈕,查看自動升降設(shè)施運行情況。動作近乎簡單枯燥,但他們知道此舉意義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覺性。他們樂意為此反反復復。

  反復調(diào)試,一切正常。

  任何問題都已經(jīng)歸零。

  9月下旬,攀登旗桿的腳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趙文瑞縫制的長5米、寬3.3米的第一面五星紅旗,送到懷仁堂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讓毛澤東主席過目。

  接著,這面鮮艷的五星紅旗送到天安門進行預試。結(jié)果,五星紅旗順利升上了旗桿頂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遠、梁昌壽為了保證第二天升旗絕對順利,又來到天安門廣場,做最后一次試驗。

  意料不到的情況恰恰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發(fā)生了!

  這些天來運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機,偏偏這時出了故障:紅旗升到桿頂端后,馬達不按設(shè)計要求停止運行,結(jié)果將一面試驗用的紅旗絞進桿頂端的滑輪里面,導致馬達不能再轉(zhuǎn)動,旗幟也取不下來了。

  林治遠驚呆了。

  梁昌壽也驚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們不敢隱瞞,急忙報告上級。

  市建設(shè)局的領(lǐng)導驚聞后,火速趕到現(xiàn)場察看。

  趙鵬飛副局長親自指揮救急,打電話給消防隊。

  消防隊趕來了,他們按趙副局長的指示,帶來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桿面前云梯顯得個兒太矮了,站在云梯頂端要夠到旗桿頂還差好幾米。

  怎么辦?怎么辦?

  大家急得直打轉(zhuǎn)。

  趙鵬飛副局長沉著冷靜,親自布置,找來熟練棚彩工的兄弟倆人。他倆穿上鐵鞋,冒著舍生之險,登上云梯頂端,再攀登到旗桿頂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絞在滑輪里的紅旗取了下來。

  人們懸著的心放下了,林治遠、梁昌壽懸在半空里的心卻沒有放下。他們立即動手進行檢修,然后反復進行試驗。他們擔心剛才那樣的事故再次發(fā)生。

  此時他們不僅難以相信旗桿,而且難以相信自己。

  林治遠、梁昌壽倆人一直忙活了一個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們驗證不再有什么問題之后才罷手。

  但林治遠的心病沒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緊要關(guān)頭旗桿裝置再出差錯,在經(jīng)得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同意后,派技術(shù)員梁昌壽守候在旗桿下,假如毛澤東主席按動電鈕后國旗升到頂還不停住的話,梁昌壽立即動手切斷電源。

  就這樣,在天安門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們就像修建旗桿一樣高度負責、任勞任怨地工作著。

  為了開國大典圓滿成功,為了新中國的門面容光煥發(fā),他們甘愿汗水摔八瓣,他們甘愿獻出自己的生命。

  作為一段偉大歷史的見證,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旗桿和旗座,如今由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并陳列在博物館院內(nèi)。

  l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天安門綻開了笑臉。

  讓祖國母親歡笑,這是億萬中國民眾的苦苦期盼。

  4.天安門城樓的超級書法展覽

  1949年9月底,兩條巨幅標語赫然懸掛于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標語是用繁體字書寫的,每個字都有一個房間那么大,每個筆畫上躺下一個人去還綽綽有余。

  從天安門城樓前經(jīng)過的人們都駐足欣賞這兩幅書法,為它的恢宏氣勢而驚嘆,為漂亮的線條之美而贊嘆。

  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這兩幅巨型書法,實際上是一次超級書法展覽。

  這位超級書法家,就是鐘靈。

  鐘靈是醮著延安的墨水,在書寫革命標語的過程中成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說明他在延安名氣之大。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獨生子鐘靈一跺腳離開了故鄉(xiāng),瞞著家人逃到延安。時間長了,他也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國統(tǒng)區(qū),給他們寫信十有八九會惹出麻煩來,他左思右想沒敢往家里發(fā)信。父親見兒子失蹤了,著急自不待說,尋找再三沒有結(jié)果,苦思冥想一番,猜測兒子有可能與其他熱血青年一樣,八成是跑到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延安去了,便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發(fā)了一封信,信皮上寫道:“延安中國共產(chǎn)黨收。”也許他在發(fā)信時也明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寫得太大,叫人摸不著邊際,也沒抱多大希望?墒,幾乎未經(jīng)什么周折,鐘靈竟收到了這封信。

  在延安,鐘靈寫字漂亮幾乎是家喻戶曉。延安城墻上的標語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鐘靈自幼就愛練字?w、宋體、篆書,他都下功夫臨摹過。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那年,他是一個年僅17歲的電話接線員。到延安后,這位機靈的電話接線員又愛上了宣傳鼓動的有力武器——美術(shù)字。

  從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標語刷到哪里。

  部隊從延安開到北平城,他又把標語刷到了北平城。

  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會議召開時,鐘靈充分發(fā)揮自己的特長,潑墨揮毫。懷仁堂前的院子大門、二門、垂花門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門城樓書寫標語的任務(wù)后,鐘靈的心靈世界真正是豪情萬丈。他憋足了勁,決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領(lǐng),在這個非同尋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沒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門城樓的長度。

  天安門城樓的紅墻那么長,看來標語上的每個字都應(yīng)該有房子這么大。他從來沒有寫過這么大的字。他喜歡向自己挑戰(zhàn)。

  這兩幅標語是寫繁體還是簡體字呢?雖說解放區(qū)已經(jīng)流行簡化字,但北平剛解放,大多數(shù)人還習慣于使用繁體字。為了照顧大多數(shù),鐘靈決定仍用繁體字書寫這兩幅標語。

  在做書法家之前,他先要充當“裁縫師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體字。

  然后,他又充當木工教練,指導木工按照比例鋸好木板,釘成字盒,外面裝上一層毛玻璃,里面安上電燈泡。這樣,使得標語掛上去并通電后,即便是夜晚從遠處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攢下的經(jīng)驗,使他駕輕就熟,獲益匪淺。

  但是,兩條標語的字數(shù)不一樣多,一條是9個字,另一條卻只有8個字。寫出來掛上去則兩邊應(yīng)當是對稱的。如何使它對稱?這叫鐘靈大傷腦筋。

  他在實際步測中發(fā)覺,天安門的九間門樓其實寬窄不是等同的,實際上門樓的中間部分最大,四六間稍寬,三七、二八、一九間依次遞減,但在人們的視覺中,卻感到左右四間是對稱的。這肯定巧妙地運用了視錯覺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樓設(shè)計者竟有這樣的智慧!

  有人考證,天安門設(shè)計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設(shè)計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間江蘇吳縣一個木匠家庭。他父親就是邏跡聞名的大木匠。

  子承父業(yè),而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蒯祥到而立之年時,木工藝術(shù)造詣就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永樂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國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規(guī)模興建宮殿。蒯祥以其精湛手藝而入眩因蒯祥具有“兩手握筆畫雙龍,合之如一”的絕技,深得主持工程的建筑師蔡信、楊青的賞識。

  永樂十八年(1420年)宮殿蓋起來了,論功行賞,蒯祥被提升為工部營繕所丞。正統(tǒng)年間,蔡信、楊青等相繼去世,北京許多營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帶、改建諸司衙門于承天門前兩側(cè)、新作西苑殿亭軒館、興建裕陵,特別是景泰年間營建大福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貢獻。所謂“正統(tǒng)以來,凡百營造,祥無不預”之說,確實不是言過其實。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藝,贏得了“蒯魯班”的贊譽,F(xiàn)在南京博物館的北京宮殿樣圖,還把蒯祥畫在上面。

  因蒯祥后來定居北京,長期擔任建筑宮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爾超群,名聲赫赫,因此都認為是他設(shè)計了天安門。

  但據(jù)年近古稀的故宮博物院古建筑高級工程師于倬云先生講,天安門的設(shè)計者應(yīng)該是蔡信。實際上永樂十五年紫禁城宮殿已進入施工高潮,當時蒯祥才隨明成祖從南京來到北京,主持宮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宮和北京城的規(guī)劃、設(shè)計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門城樓的設(shè)計者不管是誰,其高超的建筑藝術(shù)水平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對鐘靈寫好兩幅超級書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勵和鞭策。

  天安門設(shè)計的智慧之光,也射進了鐘靈的心靈:兩條標語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視錯覺原理進行安排嗎?

  一個難題從理論上得到了完全解決,拿了一個高分。但因為時間太緊迫,不容鐘靈細細琢磨、再三推敲,標語寫出來后,鐘靈覺得尚未達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不夠均勻,從遠處細看,“政府”兩字顯得過于緊湊了一些。

  接著,天安門城樓重檐中間,也就是后來懸掛國徽的地方,掛出了一個巨幅紅布,上面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17個大字,這也是鐘靈的書法杰作。

  不管鐘靈的大名后來是否被錄入各種各樣的書法名人辭典,他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展出的書法杰作,使他當然地擁有不朽的聲譽。

  鐘靈的超級書法,是共和國誕生史詩中一行美麗的詩句。

  5.中日美術(shù)家聯(lián)手制作大紅宮燈

  開國大典臨近之日,天安門城樓上,突然掛出了8盞大紅宮燈。

  宮燈碩大無比。每一盞至少3個大人才能環(huán)抱過來。這些宮燈在隨風飄蕩的黃色流蘇的襯托下,顯得愈加紅火。

  人們很難想到,這8盞宮燈是中日美術(shù)家聯(lián)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報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8個巨大的紅燈。”這篇現(xiàn)場報道描寫和敘述得過于平淡。實際上,這8盞宮燈是頗有一番來歷的。當時,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把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wù),下達給華北軍區(qū)政治部宣傳部。

  宣傳部長張致祥對此很重視,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紅宮燈的設(shè)計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華北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qū)的抗敵劇社,建國后改名為戰(zhàn)友文工團。

  當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里受領(lǐng)任務(wù)時,距舉行開國大典只有20天時間了。

  張致祥感到時間緊迫,問蘇凡對完成任務(wù)有什么困難。蘇凡顯得不慌不忙,好像早有準備,胸有成竹似的。

  蘇凡雖是搞舞美的,成天樂呵呵,但接受任務(wù)時的表態(tài)決不是盲目樂觀。

  他在部長面前沒有和盤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來他手下有兩個身份特殊的“才子”:一個叫肖野,年紀40開外;另一個叫森茂,年齡30開外。他們倆人原來都是日本美術(shù)?茖W校畢業(yè)的學生,對城樓的布置裝飾來說,稱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術(shù)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統(tǒng)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洋過海,逃亡到中國避難。他踏上中國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偽滿電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師的工作。沒多久,他與北平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頭,撇下那份工作,通過敵工部分配到張家口人民劇院工作。這個劇院實際上就是抗敵劇社,“張家口人民劇院”是為工作方便對外稱用的化名。肖野在劇院干得很出色,相繼為《戰(zhàn)斗里成長》、《戎冠秀》、《白毛女》等戲劇畫了場景,還為劇本《戰(zhàn)斗里成長》作了舞臺美術(shù)設(shè)計,被行內(nèi)奉為經(jīng)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門以后,穿上了軍服,當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給的任務(wù)是繪制反共宣傳畫,規(guī)定不準他閱讀馬克思、毛澤東的著作。這反而激發(fā)了他的好奇心。結(jié)果,他心甘情愿地當了毛澤東著作和共產(chǎn)主義理論的“俘虜”,最后投奔了八路軍。

  兩位喜愛繪畫藝術(shù)的日本美術(shù)家,發(fā)揮自己的專長,在八路軍隊伍里積極從事中國的反法西斯正義事業(yè)。他們成為八路軍隊伍里的一員,不論到冀西小村,還是到冀中原大地,他們都走到哪里畫到哪里。

  科班出身,長期的舞臺美術(shù)創(chuàng)作實踐,再加上汲取了中國北方農(nóng)村風俗的豐富營養(yǎng),使他們在進行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的美術(shù)設(shè)計,能夠得心應(yīng)手,靈感勃發(fā)。

  他們分秒必爭地分頭忙碌著。張致祥和蘇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門測量各種需要的數(shù)據(jù);肖野和森茂則開動腦筋忙于構(gòu)思。為確保設(shè)計的準確性,兩位日本美術(shù)家對一些重要的數(shù)據(jù)和尺寸,往往還要親自前去測量。

  為提高工作效率,兩位日本美術(shù)家的工作室,就開在天安門里面的西廂房。乍看上去,這里顯得忙碌而凌亂,各種數(shù)據(jù)、資料和圖紙都匯聚、堆積在這里。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著,很快設(shè)計出了20幅各式各樣的宮燈草圖。

  張致祥連夜把這些草圖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燈光下,周恩來審閱著一幅幅草圖?粗粗,周恩來的眼睛不禁為之一亮,露出了欣賞和贊美的神情。張致祥一直觀察著周恩來的表情,現(xiàn)在他那顆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了。果然,周恩來看上其中的一張圖案:8盞太陽般宮燈的設(shè)計。

  周恩來端詳了一會兒,拿起筆,對這幅圖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刪改。

  他一邊抹去金水橋欄上扎滿彩球的設(shè)計,一邊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xiàn)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shè)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

  周恩來的一席話體現(xiàn)他的大智慧。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就事論事。他所把握的基調(diào),就是整個開國大典的基調(diào)。

  末了,周恩來要求張致祥,一定要在開國大典前兩天就把8盞大紅宮燈掛到天安門城樓上。

  張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來親自下達的任務(wù)。

  開國大典前兩天就要把8盞大紅宮燈高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就是軍令狀。

  宮燈設(shè)計已經(jīng)得到周恩來首肯了,下半篇文章還很艱巨。宮燈叫誰去制作呢?

  舞美隊長蘇凡這些天享受起了宣傳部長的待遇,他坐著配給張致祥的那輛小車,在整個城里滿世界地跑。一嗅到一絲線索,他就坐車轟轟地趕過去,登門求才。

  然而,一次次的希望變成了失望。人家一聽說這么大的宮燈就驚驚咋咋的了,見都沒見過,更甭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總是一個希望后頭跟著一個失望。

  按周恩來下達的軍令狀,最遲要在9月28日將大紅宮燈掛上天安門城樓。時間飛快地流逝,眼看離這個期限只有10天時間了。

  一直沉著冷靜、頗有大將風度的張致祥也有些著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長了泡。

  肖野見狀出了一個點子:“北平城里過去不是經(jīng)常制作小宮燈嗎?找一個扎燈藝人來幫忙,我們自己干。”

  這是一個好主意!張致祥和蘇凡當即直奔故宮而去。

  故宮里的管理人員滿心想為新政府出點力,因為他們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們一聽說要制作這么大的宮燈,驚奇得直吐舌頭,連連說:從沒有見過這么大的宮燈!他們誰也不敢貿(mào)然接下這活兒。

  有人建議說,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藝人。

  張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宮檢索清宮檔案。

  清宮檔案史料浩如煙海,查找起來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從史料中發(fā)現(xiàn)了一位扎燈老藝人,按檔案記載推算,此人已經(jīng)七十出頭了。

  張致祥和蘇凡在西城區(qū)豐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這位健在的老藝人。他們不禁釋然吐了一口氣。

  老藝人接過圖紙一瞧,吃驚不校他干這一行幾十個年頭,從來沒見過如此大膽的設(shè)計圖?伤麤]有回絕,親自趕到天安門城樓轉(zhuǎn)了三圈。他對陪同他的蘇凡隊長說:“這么大的官燈,我這輩子甭說做過,就見也沒見過。讓我做可以,不過你們可要答應(yīng)我一個條件。”

  蘇凡見老人沒有拒絕接活已別提有多高興了,現(xiàn)在聽他說要提一個條件,他當即痛快地答應(yīng):“老師傅,你說,什么條件,我可以答應(yīng)。”

  老藝人略一沉吟道:“你們要的這8盞宮燈,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塊來做。但是,這么大的宮燈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宮燈只能到天安門城樓上做。”

  原來是這么一個條件!蘇凡當場滿口答應(yīng)下來。

  中日藝人和美術(shù)家開始聯(lián)手制作大紅宮燈。

  老藝人找來徒弟,叫蘇凡買來綠竹、紅布等材料,他自己親自找木匠定做宮燈圓托。幾天幾夜連軸轉(zhuǎn),老藝人、他的兩個徒弟、蘇凡和兩位日本美術(shù)家,拼命搶進度,吃住在天安門城樓上。

  他們攜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諧。老藝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宮燈時,肖野和森茂就到一旁美化宮燈的云頭,制作金色的流蘇。

  宣傳部長張致祥關(guān)注著宮燈的制作進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門城樓,看看宮燈制作情況。

  周恩來要求開國大典前兩天將大紅宮燈掛上天安門城樓的要求,眼看沒法實現(xiàn)了。

  時間如同野馬一般狂奔,飛快地向開國大典接近。

  離開國大典只有一天多一點時間時,制作大紅宮燈總算大功告成。

  張致祥部長馬上調(diào)來十幾名身強力壯的戰(zhàn)士,搬來一些梯子,把8盞大紅燈籠掛到天安門城樓的棟梁上去。

  要把這么大的宮燈掛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宮燈弄到10根廊柱之間。

  宮燈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卻不知如何將它們懸掛起來并固定好。對于8盞大紅宮燈來說,小小的釘子怎么能將它們固定和吊掛住呢?

  這些大紅宮燈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每盞宮燈高2.23米,周長8.05米,直徑2.25米,重達80公斤。

  肖野東張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將宮燈拴在橫梁上,兩旁再砸兩個鐵環(huán)受力。

  他這招果真管用。

  8盞大紅宮燈終于掛在了設(shè)計的位置上。

  宮燈掛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守,以保證絕對不出問題。蘇凡自告奮勇,晚上搬到城樓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獨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著這些來之不易的大紅宮燈。

  50年代,肖野和森茂兩位日本美術(shù)家回到了祖國。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尤其是為新中國開國大典設(shè)計制作宮燈的經(jīng)歷,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記憶。

  8盞大紅宮燈誕生的意義遠在宮燈之外。

  天安門城樓上8盞紅紅艷艷的巨大宮燈,它是開國大典一道亮麗的風景,是一段動人的故事,是中日藝人友誼的見證。

  值得贅述一筆的是這些大紅宮燈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為了慶祝共和國的誕辰,天安門城樓進行裝修。城樓上的8盞大紅宮燈被折疊式新燈籠所替代。

  天安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它的些微變化,都會牽動億萬人的心,更不用說是換掉大紅宮燈了。

  8盞宮燈取下來后,其中6盞分別交天安門管委會和有關(guān)博物館收藏,原掛在東二和西二位置上的2盞宮燈,交由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拍賣,所得款項捐獻給北京貧困山區(qū)解決飲水問題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賣如期舉行。它成為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具政治影響的一次拍賣。

  這次拍賣限于境內(nèi)機構(gòu)。當時,整個拍賣大廳座無虛席。

  有人對此作了詳盡的記錄:

  9:15.拍賣開始。首報價10萬元,第四次報價30萬元,第5次報價50萬元,緊接著是100萬、150萬、160萬。這時一個瘦弱的中年人,操著濃重的南方口音報出了300萬!300萬,這時于能否達到200萬都不持樂觀態(tài)度的天安門管委會來說,實屬是一個驚奇!他們再次感到,京城藏龍臥虎,拍賣現(xiàn)場氣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確如此。300萬之后,330萬、350萬。手舉18號牌的報出500萬,持38號牌的喊出了680萬。18號牌立即跟出800萬,隨后又追加到1000萬。38號牌位不甘示弱,報出1280萬。拍賣場一片寂靜之后,18號牌位又報出了1380萬的天價。場上又是一片寂靜。

  短暫的寂靜之后,拍賣師高德明開始高聲問道:“1380萬。有沒有再叫價者?”高德明連聲追問了幾遍,終于敲下了拍賣捶。

  此時,時鐘是9:21。從9:15拍賣到9:21結(jié)束,前后不到6分鐘,從10萬元起價,在6分鐘之內(nèi)升到1380萬元。這在嘉德拍賣公司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手持18號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國宜,農(nóng)民出身,在拍賣場的身份是“中華百亭魚樂園”總經(jīng)理。

  45年前的開國大典上誰會想到發(fā)生這樣的故事?

  天安門城樓上的大紅宮燈是不斷生長的風景線。

  6.周恩來提議中國“第一碑”建在天安門廣場

  開國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同時通過了紀念碑碑文。

  這座為紀念1840年至1949年間為革命犧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塔碑,堪稱中國“第一碑”。

  這座碑該建在什么地方呢?

  當時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

  周恩來提議:將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廣場上。

  他解釋說,他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有“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tǒng),同時這里也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大多數(shù)人贊同這個意見。

  那么,將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廣場的哪個位置好呢?

  有人主張建在前門樓上;有人主張建在中華門南面的位置上;也有人主張拆除端門的城樓,將紀念碑建在端門的臺基上。但由于受當時條件局限,不可能對天安門廣場進行全面規(guī)劃,因而無法采納這些意見。

  經(jīng)過反復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紀念碑興建在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旗座之南。從后來建成的效果看,中間留出了寬闊的群眾集會場地,從廣場北部南望紀念碑,“前庭”開闊,規(guī)劃還是相當成功的。

  30日下午6時,毛澤東等全體政協(xié)代表從懷仁堂來到天安門廣場,整好隊,開始舉行紀念碑奠基典禮。

  一般奠基典禮,由奠基人鏟一鏟土,將它投入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儀式,格外莊重嚴肅。

  毛澤東主席精神抖擻,面對全體政協(xié)代表,站好立正姿勢,兩手緊貼褲縫,以昂揚的聲調(diào),喊出了符合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齊!”

  “向前——看!”

  一切在口令下行動,全體代表一絲不茍,十分認真,非常嚴肅。

  林伯渠秘書長在莊嚴的國歌樂曲聲中宣布儀式開始。

  周恩來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辭:“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F(xiàn)在,l949年9月30日,我們?nèi)w代表在天安門外舉行這個紀念碑的奠基典禮。”

  接著,全體代表脫帽靜默致哀。

  哀畢,毛澤東主席宣讀紀念碑碑文: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nèi)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爾后,毛澤東主席跨步向前,執(zhí)鏟鏟土,投入坑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其他代表們也都一一鏟土如儀。

  這時,著名的美洲華僑領(lǐng)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鎮(zhèn)壓傷了手指。周恩來見狀,立即找來急救人員為老人包扎。一位記者忙掏出筆和本子搶新聞。周恩來笑道:“怎么,連這個也要記上啊?”

  記者答道:“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碑建成后,正面是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個鎦金大字。碑身背面有150個餾金大字,是由毛澤東主席撰寫、周恩來親筆書寫的碑文。

  碑文由“寫得一手好的顏體字”的周恩來書寫,這是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建議。

  周恩來為了寫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一遍碑文。他前后共寫了四十多遍,最后挑選了自己最滿意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的工作作風,可以看出他對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天安門廣場上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義,而且是新中國第一座大型紀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設(shè)計和建造方面有獨到的創(chuàng)新。

  北京市政府承擔了修建紀念碑的重任,為此專門成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它由中央與地方17個單位組成。北京市市長彭真擔任主任委員,建筑專家梁思成、雕塑專家劉開渠及市政府副秘書長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員。梁思成、劉開渠領(lǐng)導整個紀念碑的方案制定。

  向全國征求紀念碑設(shè)計方案,共收到了180份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認為人民英雄來自廣大工農(nóng)群眾,碑應(yīng)該有親切感,以采用平鋪在地面的形式為宜;二、以巨型雕像體現(xiàn)英雄群體;三、用高聳矗立的碑形塔形,以體現(xiàn)革命先烈高聳入云的英雄氣概和崇高品質(zhì)。

  至于藝術(shù)形式,有的建議用中國傳統(tǒng)形式,也有的主張采用歐洲古典形式的,也有建議采用“現(xiàn)代”式的。

  經(jīng)過評選,平鋪地面的方案被否決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還是用碑的形式,成了爭論的中心問題。

  梁思成先生在設(shè)計過程中,雖主張采用碑的形式,但考慮到雕刻家的意見,他又清清華大學的年輕教師收集了許多歐美、蘇聯(lián)各國的雕像作參考。

  為了陳述他對碑的設(shè)計意見,他專門給彭真市長寫了一封信,它實質(zhì)上是一篇精湛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shè)計論文。

  后來,由鄭振鐸主持會議,決定采用梁思成建議的方案,但對碑頂仍不作最后定論。碑身以下全部定下來,并立即著手進行基礎(chǔ)設(shè)計和施工。按這個方案,碑高40.50米,是按天安門廣場擴建為寬200米至250米設(shè)定的,這樣,由北面任何一點望過去,在透視上碑都比正陽門城樓高。結(jié)構(gòu)方面還考慮到了土壤荷載力和地震等問題。

  碑頂形式問題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開會集體研究,彭真市長決定采用梁思成的建議,即碑頂采用現(xiàn)在的“建筑頂”。

  人民英雄紀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舉行揭幕儀式。

  紀念碑處于中軸線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門墻基463米,碑的高度為37.94米,比天安門城樓約高3米,用13000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由大小不等的413塊花崗石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門,嵌一塊約70噸重、14.7米高的碑心石,鐫刻毛澤東題寫的8個大字。碑腳月臺分兩層,上層長寬各32米,下層月臺南北長61.5米,東西長50.5米,兩層月臺四周都有寬敞的臺階和漢白玉護欄。碑身結(jié)構(gòu)是鋼筋混凝土空筒,成為碑身主要受力的內(nèi)胎,與外砌的花崗石塊用鍍鋅的鐵釘鉚固,并用水泥灌漿澆鑄成整體。碑體上層及月臺下內(nèi)部,可從幾處活動的地平面蓋板下去,并有鐵爬梯直達碑頂,以便檢修。碑身坐落在30米見方的獨立擴展的鋼筋混凝土平基中央,為一次澆鑄而成。為了使工程主要負荷施加后,結(jié)構(gòu)的重力變形盡早完成,盡量減少外砌石料結(jié)構(gòu)受重力變形影響,從而嚴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裝程序,使工程保持了長期的變形穩(wěn)定。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經(jīng)過參加紀念碑工程建設(shè)的建筑師、藝術(shù)家、工程師和許許多多民眾的忘我勞動,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開國大典舉行于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之后,這是億萬民眾的意愿,也充分體現(xiàn)了共和國開國領(lǐng)袖群體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說,1949年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的不僅有歡呼跳躍的數(shù)十萬群眾,還有無數(shù)革命先烈的英靈。

 

來源:網(wǎng)絡(lu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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