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生于湖南。字龍蓀。１９１１年考入清華學堂。１９１４年考取官費留學生。１９２０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１９２１年到英國學習。１９２５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１９５５年后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從事哲學和邏輯學的教學、研究和組織領(lǐng)導工作，是最早把現(xiàn)代邏輯系統(tǒng)地介紹到中國來的邏輯學家之一。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jié)合，建立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培養(yǎng)了一大批有較高素養(yǎng)的哲學和邏輯學專門人才。現(xiàn)設(shè)立有金岳霖學術(shù)基金會。

　　著有：《邏輯》、《論道》和《知識論》。其中《知識論》更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構(gòu)建了完整的知識論體系。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lián)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后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

　　關(guān)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后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的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后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tài)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jīng)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lián)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lǐng)子很高，袖口極窄。聯(lián)大有一次在龍云的長子、蔣介石的干兒子龍繩武家里開校友會，——龍云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lǐng)窄袖的舊夾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后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lián)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lián)大規(guī)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里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么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lián)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

　　“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于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lián)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

　　“您為什么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jié)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shù)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xiàn)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guān)于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

　　聯(lián)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xiàn)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xiàn)在是什么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

　　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xiāng)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zhèn)b傳》。有幾個聯(lián)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shù)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jié)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guān)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lián)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游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yǎng)了一只很大的斗雞（云南出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jù)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筑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于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么請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jīng)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jīng)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zhuǎn)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么，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lián)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1987年2月23日

　　（選自《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介紹] 金岳霖的名言

　　這一兩年，說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專業(yè)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興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他后來的轉(zhuǎn)變，許多人覺得很難理解，因為以金先生的過去推斷他后來的轉(zhuǎn)變，這中間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胡適當年就說過“……政權(quán)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干凈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jīng)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293頁）也就是說，金先生的轉(zhuǎn)變是在壓力下做出的。對金先生的變化，他的學生王浩有一個說法，大意是說，一個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個目標，比追求兩個目標要有收獲，而金先生卻追求了兩個目標。王浩的話比較委婉，他實際是想說金先生后半生的學術(shù)貢獻不大，因為金先生早年的學術(shù)風格消失了。金先生是一個很風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說過許多有趣的話，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有一次學生請他講小說和哲學的關(guān)系，他講完之后的結(jié)論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guān)系。50年代北京大學請艾思奇講演，批判形式邏輯，艾思奇講完后，金先生就說，剛才艾先生的講話完全符合形式邏輯。這些話在許多回憶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過，但這些還不是我想說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說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28歲的時候說過的一段話，當時他在《晨報·副鐫》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優(yōu)秀分子與今日社會》，是參加當時由蔡元培、胡適發(fā)起的關(guān)于“好人政府”的討論的。金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說了這樣一段話：“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當時金先生有一個看法，說是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所謂“獨立進款”，簡單說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這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卻不是誰都能做到的。特別是在今天，對于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做到“獨立進款”的條件大體已具備了，因為他們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對于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學會的那點辦報辦刊辦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想干就干，他們還得在計劃經(jīng)濟的條件下工作，他們還很難成為“獨立進款”的人，這實際才是當代文人的尷尬處境。現(xiàn)在有些文人能靠寫文章養(yǎng)家糊口，是比過去強了，但這和真正的“獨立進款”還不是一回事，這一點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這是一種人生境界，不說更遠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實踐金先生這個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