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教育資源的地方，卻最缺乏教育資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體，卻離教育資源最遠。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掛”現(xiàn)象，再次成為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教育不均衡現(xiàn)象，已到了‘踩剎車’ 的時候!可‘公平車’又何時能‘踩油門’呢?”代表委員們發(fā)問。

　　一個年復一年的“熱點”

　　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資建起的中小學，一間教室的投入幾乎相當于偏遠地區(qū)一所農村小學的全部家當。北方一個地級市的中學，學校設有游泳館、體育館，教室里配有電腦、投影儀等現(xiàn)代化設備。可在城郊的農村，有的孩子直到畢業(yè)還沒摸過鍵盤。

　　這些事例，讓代表委員們年年牽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龔玲代表曾在農村讀完中小學，她桌子上擺著的關于建立城市優(yōu)質學校和教師支援農村學校長效機制的建議格外顯眼。龔玲清楚地記得，在去年的兩會上，她就提出了調整教育資金投入結構、縮小城鄉(xiāng)教育資源差距的建議。

　　從全國政協(xié)十屆四次會議小組討論的第一天開始，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地區(qū)和學校間教學質量差異等問題就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代表委員認為，教育屬于二次分配范疇，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種社會調節(jié)器，使所有人都能邁上公平接受教育的臺階�，F(xiàn)在，教育資源不均衡，把很多貧寒家庭子女的發(fā)展之路給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樣成為基層兩會的熱點。在吉林兩會上，有的省政協(xié)委員提出干脆取消“重點校”。改革以來，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縣、區(qū)設立各種實驗小學、中學，雖然也有教育的實驗項目，但辦起來確實成為社會印象中的“重點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認。有關部門不斷支持、扶持這些學校，并給一些優(yōu)惠政策。如允許招“擇校生”，允許在普通中、小學校抽調教師等等，養(yǎng)出了一批名副其實的“重點校”。

　　“但愿明年的兩會，這個熱點能夠降一些溫。”高清代表等人期待地說。

　　兩種“天平失衡”之痛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農民，兒子在農村上的小學，多科成績都很優(yōu)秀，可就是英語不行，基礎弱，考重點高中時受影響，被英語拖了后腿，差幾分沒有考上。

　　“現(xiàn)在城里學校從小學就開設雙語教學，有的小學還有計算機班，這些在農村沒有，否則兒子英語不會這樣差。”臧耀平說，“農村家長為讓孩子同樣享受到好的教育環(huán)境，想方設法讓孩子進城，到好學校就讀，不得不異地‘擇校’�？蔀榱诉_到這種公平，農村家庭必須付出高額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僅是學生。有些學校的處境，并不比臧家輕松。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余的娜代表說，去年村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村小學配了電腦，學生卻從幾百個減為不到幾十個，師資問題帶來的教學質量差異，造成村小學不斷萎縮。

　　浙江工業(yè)大學黨委書記汪曉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開會時，甘肅等地高校負責人說：“如果你們學校要引進一個博士當教師，可能一夜間收到的自薦信如雪片一般;可我們拿出幾萬元的津貼也不一定能招來人。”幾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學校還發(fā)生過一個月甚至一個星期就流失幾個教師的情況。

　　“這是一種‘馬太效應’。”一些教育界干部說，優(yōu)秀的教師資源不斷地從邊遠地區(qū)和薄弱學校流向發(fā)達地區(qū)和優(yōu)質學校，這種師資水平不斷拉大的校際間差距，對“擇校熱”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 “擇校熱”帶來的大量“擇校費”，也源源不斷流入優(yōu)質學校，又加劇了薄弱學校師資的流失。在吉林省遼源市，為解決這個問題，曾對校際間教師流動嚴格凍結，強調城市重點學校不允許去邊遠學校調老師。不過，行政命令難抵“市場規(guī)律”，只要有“重點校”，“天平”就會不斷“傾斜”。

　　三筆不能不算的“公平賬”

　　在代表委員眼中，教育資源“倒掛”現(xiàn)象欠了一筆不能不算的“公平賬”。

　　城鄉(xiāng)“倒掛”。全國中小學生80%在農村，可山西平遙縣中學教師段志愛代表說，農村中小學教學設備、師資力量與教學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龔玲代表曾調查過，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村只享有一半的義務教育經費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資。城鄉(xiāng)義務教育投入與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設新農村，農村發(fā)展和農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現(xiàn)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卻最缺乏資源。

　　區(qū)域“倒掛”。甘肅省的王智平委員說，西部和東部擁有的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人口約3000萬的甘肅只有十幾所本科院校。在東部的江蘇省，7000多萬人口卻有100多所大學。貧困地區(qū)脫貧要依靠教育，可當?shù)馗咝ＹY源多數(shù)貧乏，學生考大學難是個不爭的事實。朱善萍代表說，部分高校雖名義上是全國招生，但實際上本地考生已超過70%。

　　本末“倒掛”。教育界的孫鶴娟代表調查了解到，在國內教育投入結構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兩年，有代表調查，占全國師生絕大多數(shù)的義務教育，所獲基建資金投入?yún)s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資的三分之一，投入與所承擔的任務不相稱。占全國教師生數(shù)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卻擁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資。“基礎教育是根本，可長期投入?yún)s是本末倒置。”樓文英代表說。

　　四根急需“打造”的調節(jié)杠桿

　　國家有關部門已看到教育不均衡問題。代表委員仍大聲呼吁，“教育之車”的“公平之輪”仍需“踩油門”，提高轉速。

　　2005年，各級政府安排專項資金70多億元，對592個重點貧困縣170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就讀小學、初中實行“兩免一補”，為中西部地區(qū)1700多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可這些政策與教育均衡發(fā)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孫鶴娟等代表委員建議，除繼續(xù)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外，還要對其結構進行調整。中央財政掌握著穩(wěn)定、可靠的稅收來源，可以宏觀調節(jié)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發(fā)展的差距。

　　國家應該建立一個體現(xiàn)地域投入差異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會有均衡的教育。發(fā)達地區(qū)義務教育的投資，可以省級政府為主體;在落后地區(qū)，中央政府要成為投入主體。最終，建立一個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對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資主體重心上移，又是兩大調節(jié)杠桿。”孫鶴娟代表說，教育投入對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層的義務教育上;教育投資主體重心上移，是讓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擔。孫鶴娟說，據(jù)國家有關部門調查，全國義務教育中，中央財政負擔只占極少部分，而鄉(xiāng)鎮(zhèn)財政負擔絕大部分。如果投資主體重心仍在下面，許多縣鄉(xiāng)為實現(xiàn)九年義務教育達標而高筑的“債臺”依然無法拆除。孫鶴娟說，師資問題的調配更是一個杠桿。尤其農村教育問題，不單單是國家“兩免一補”政策就能解決的，不少教師還要從貧困地區(qū)流向城市或相對富裕地區(qū)。國家可以建立一個“拉動機制”，鼓勵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骨干教師以及大學生 “上山下鄉(xiāng)”，優(yōu)化農村師資力量，實現(xiàn)城市反哺農村。“希望中央主動平衡資源配置，強化向農村、向落后地區(qū)、向基礎教育傾斜的政策”……一句句心里話，一件件議案、建議和提案，撥動著每一個關心教育的人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