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明這兩天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他的兒子今年小升初，孩子雖然成績不錯，但是既沒能被“推優(yōu)”(推薦進入好學校)，也沒弄個“特長生”(因體育、文藝、科技特長而進入好學校)，這樣的條件在異常慘烈的小升初大戰(zhàn)中沒有多少優(yōu)勢。為了能讓兒子升入一所不太差的初中，甄明正在動用一切能動用的關系，幫兒子聯(lián)系學校。

　　就在甄明著急上火的時候，他的弟弟甄亮卻作出了一個遭到全家強烈反對的決定：甄亮的女兒正上小學5年級，他卻把女兒的奧數班退掉了，原因是，女兒不喜歡。

　　每一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長得最好，甄亮也不例外。“家里人都說我這樣做會毀了孩子，可是我覺得他們那樣做才是在毀孩子，我不想把她培養(yǎng)成考試機器。”甄亮說。

　　甄家發(fā)生的爭執(zhí)并非個案。面對愈演愈烈的應試競爭，很多父母最初給孩子設想的培養(yǎng)目標逐漸變得模糊了。正如青少年教育專家孫云曉所說：我們經常能聽到家長這樣對孩子說，只要你把學習搞好了，別的什么都不用管。

　　教育從一個完整的過程異化成了一種機械訓練，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不可抗拒地被卷入其中，一些人則做著艱難的抵抗。

　　普通校—重點校—普通校打一場“我”和“我”的戰(zhàn)斗

　　李梅在出版社工作，自從兒子出生以后便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兒子身上。為了兒子能有一個燦爛的未來，李梅看了不少育兒書。

　　兒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李梅把他送進了家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學，學習壓力不大，兒子過得很開心。

　　兒子上二年級時，李梅參加了一次大學同學聚會，大家都當了父母，聚會的話題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孩子教育問題上。這次聚會讓李梅醍醐灌頂，她這才知道，想上一所好初中很難，“要不然就是孩子爭氣，奧數和英語成績好，要不然家長就得有過硬的關系”，很多同學都這么介紹。

　　“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聚會后，李梅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她得知很多“好小學”學習抓得非常緊，二年級就開始有奧數班，孩子每天都會有作業(yè)。相比之下，自己的兒子太輕松了。

　　動用了自己和丈夫的所有社會關系，李梅終于把兒子送進了一所“好小學”，看著兒子抱回來的奧數題和每天記作業(yè)的小本本，李梅覺得自己總算對得起兒子了。

　　好景不長。一個學期后，李梅發(fā)現了兒子的變化，以前兒子早上總是興高采烈地起床，然后催著爸爸媽媽把自己送到學校，放學回來也總是不停地給李梅介紹著學校里發(fā)生的趣事�，F在，兒子早上總要賴在床上，放學后就埋頭寫作業(yè)，“愁眉苦臉的時候多了，咧著嘴笑的時候少了。”李梅說。

　　李梅心里很矛盾。她分析了自家的情況，自己和丈夫都是普通職員，而且兒子從小五音不全，沒有令人羨慕的特長，惟一能指望的就是孩子的成績。李梅堅定了想法，鼓勵兒子：“為了將來能有個好前途，咱們現在就得吃點兒苦。”

　　一個周末，李梅走進兒子房間，發(fā)現兒子正坐在桌子前面撕東西，走近一看兒子撕的是一本奧數題集，紙簍里已經裝滿了撕得碎碎的紙片。

　　看著兒子煩躁的樣子，李梅的心一下子揪了起來，她突然懷念起兒子在普通小學上學時的笑聲。

　　當天，李梅和丈夫進行了深入交流，核心問題就是到底要把兒子培養(yǎng)成什么樣的人。“無論他將來做什么，如果他不能快樂地生活，我們也會很痛苦。”

　　于是，李梅決定讓他順著自己的個性發(fā)展。

　　她又把兒子轉回了原來的學校。兒子喜歡生物，李梅跟兒子一起參加了一個環(huán)保組織，在別的孩子上輔導班的時候，李梅卻帶著兒子種樹、認識樹種、爬山。

　　笑容又慢慢回到了孩子的臉上。

　　讓李梅感到驚喜的是，轉學一個學期后，兒子主動要求報名上奧數班。前幾天開家長會，班主任老師的話更是讓她欣喜。

　　兒子的班主任就是數學老師，在家長會上，面對家長對孩子家庭作業(yè)少的質疑，這位老師說，家長別只盯著作業(yè)量，孩子數學思維的建立比多做幾張卷子更重要。“我們作業(yè)的數量可能不多，但是每一道題我們都認真批改，不僅看孩子是否做對了，還要關注孩子解題的過程，尤其是做錯的題，我們會讓孩子找到錯誤的原因，鍛煉數學思維能力。”

　　很多人對李梅把兒子從千辛萬苦才進入的好學校轉出來很不理解，有些人勸李梅別太沖動了。“不停地參加競賽、上輔導班確實對兒子的小升初有好處，但是他對學習越來越感到厭煩，不利于他將來的發(fā)展。”李梅說。

　　回過頭來，李梅覺得她是打贏了一場自己和自己的戰(zhàn)爭，“一場現在的我跟過去的我的戰(zhàn)爭”，李梅說，現在每天看著兒子興奮地告訴她自己又解決了什么難題，是她一天最開心的時刻。

　　讓孩子玩還是讓孩子學教師母親在兩個身份間煎熬

　　張妍的痛苦一點兒不比李梅少，她也在跟自己斗爭。

　　張妍現在有兩重身份：一名中學老師；一個六歲男孩的媽媽。

　　兒子出生后，張妍既要上班又要帶孩子，雖然很辛苦但也很快樂。“每天把兒子從幼兒園接出來，我就領著他在外面使勁地玩，玩累了再回家，他回家后倒頭便睡，這樣我就可以騰出時間來備課。”張妍說。

　　但是這一切從兒子上學前班那天起便結束了，“沒想到學前班竟然還有作業(yè)，兒子有時候要寫一個小時。”

　　一個周一的早上，兒子起床后突然說：“媽媽，老師留的作業(yè)我還沒寫呢。”

　　家里一下子亂成了一鍋粥。

　　張妍趕緊把兒子按在書桌旁，寫拼音、寫數字，實在來不及了，張妍竟然學著兒子的筆跡寫了幾行。

　　緊趕慢趕把兒子送進了學校，張妍心里亂亂的：“我怎么會幫兒子寫作業(yè)？”作為老師，她一直非常痛恨家長的這種行為，“可是這么小的孩子正是該玩的時候，實在不該留太多作業(yè)。”作為媽媽，張妍又心疼孩子。

　　“我現在非常痛苦，作為家長我希望學校別給孩子太大的壓力，作為老師我又覺得我們給學生壓力也是為了學生好，要不然將來怎么能考上好大學？”張妍說，現在她最害怕的是留作業(yè)，“教低年級的時候，一留作業(yè)就聽見同學在下面抱怨：‘老師，留這么多呀’；現在留作業(yè)的時候，下面一片寂靜。”

　　連老師都是不自由的人怎么能教會學生放松和自由

　　“其實，我們當老師的也不容易，老師和家長的想法是一樣的，都希望孩子將來有出息，只不過老師的壓力太大了。學校追求升學率，這個壓力最后只能壓給我們老師；家長們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學，壓力也是沖著我們來的。誰不希望孩子快快樂樂地成長？”浙江省的王老師說。

　　王老師是個很有教育理想的人，他一直相信，把一個好學生送入大學不能真正算一名好老師，能成功轉變一名差生才是真正的好老師。剛加入教師隊伍時，王老師幾乎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用在研究學生上了。

　　班里有個學生根本不學習，王老師問這個孩子有沒有為將來打算過，孩子回答：“別人上學是為了找個好工作、多掙些錢，我現在就已經有很多錢了，我為什么還學習？”

　　幾句話把王老師問住了。

　　為了這個孩子王老師想了很多辦法，但是都不見效。一次，王老師找那名同學談心：“你現在是很有錢，但那是你父母用自己的才智獲得的，如果你只滿足現狀不前進的話，那么你只能獲得別人對你的錢的尊重而無法獲得別人對你的尊重。”

　　這幾句話說到了孩子的心里，從此之后孩子慢慢有了變化。

　　那個時候王老師覺得當老師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這種幸福感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到了評職稱的時候，一起進單位的同事都申報了，可就王老師沒能通過，“人家要的是硬邦邦的升學率和各種競賽的獲獎名次，我的時間都用在學生身上了，對這些事不是特別執(zhí)著，這次才真知道厲害了。”王老師說。

　　緊隨“名”之后的就是“利”，王老師不太執(zhí)著的那些東西所帶來的是工資、是升職機會、是培訓機會。

　　雖然很不情愿，但是王老師心中那個理想和現實的天平還是不知不覺向現實一頭傾斜了。王老師研究學生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他漸漸發(fā)現了用作業(yè)“轟炸”學生的好處：“學生的時間就那么多，你不去占領自然會有別人占領，而且學習有時候確實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很多孩子就是在不斷的重復中悟出了道理，另外，作為班主任我們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多，把孩子拴在題海里也是一舉多得的管理辦法。”

　　“我是真的心疼孩子啊，可是沒辦法，主管部門評價學校就看學校的升學率，學校就會使勁壓我們，我們只能壓學生。”

　　這兩年，王老師更是覺得被壓得喘不上氣來。為了學校領導的科研能力能“上個層次”，一些骨干教師要為領導寫論文、做研究。“最忙的時候一個星期就得寫一篇。”王老師說，“我實在厭倦了這個工作，我根本沒有時間思考，沒有時間好好跟孩子談心，我知道孩子比我更痛苦，因為，連我都是個不自由的人了，我怎么能教會他們放松、自由。”

　　不少專家認為，越來越嚴重的應試教育傾向是當前教育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而究其根本是我們沒有弄清楚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應該怎樣培養(yǎng)人。

　　學者李楯指出，“教育是干什么的？就是教一個人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做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教出一個有腦子的人、自己能選擇的人。”

　　教育專家楊東平指出，“每個個體都是不同的”，只有我們明確了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才能真正尊重孩子，尊重每個孩子個性，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個性自由發(fā)展。

　　“我永遠都記得兒子剛出生時住的那個病房。”李梅說，“五六個孩子齊聲哭喊，但是只要你稍微用心就能發(fā)現，每個孩子的哭聲都不相同，他們正在用他們的方式告訴這個世界，他們是與眾不同的，希望我們的教育還能讓這些孩子們響亮地喊出‘我和別人不一樣’。”